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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白子明等人的汇报时，罗荣桓问：“你抓了这么多人，杀了这么多人，为什么不向山东分局请示？”白子明无以对答。郭洪涛问白子明：“你们抓人、杀人所持的根据是什么？”

白说：　“有口供。”郭问：　“在审讯中是否施用肉刑了？”

白承认用了肉刑。

郭说：“问题就在这里，你用肉刑，逼问口供，他就只好按照你要的乱供，你就信以为真，这样就越发展越多，使许多好同志被累。　”又说：“请你随便拉一个人来，让我吊起来拷打，他供出你是托匪，你是不是？”白说：“那不是”。

在罗荣桓的主持下，采取了紧急措施，进行了初步处理：

第一，无条件地释放了一切被冤枉的同志，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恢复工作。

第二，解散“训练班”，把从各县集中起来的干部一律放回，　回原单位工作，并将各县县委、区委的组织恢复起来，进行正常工作。

第三，改组了苏鲁豫区党委，为了稳定局面，白子明仍为书记，郝中士、　郭影秋为常委、孔真、刘剑为委员。

第四，把“暗害分子”王须仁逮扑起来（实际是软禁，枪支未缴，还配有警卫员和马匹），押送一一五师保卫部。

第五，将少数在“肃托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或问题没有弄清楚的人，送山东分局审查。

上述紧急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这些措施，从根本上制止了对广大干部和党员的乱扑乱杀，从根本上扭转了苏鲁豫边区由于“肃托事件”所造成的极其险恶的局面，挽救了苏鲁豫边区的党，挽救了大批的党员和干部，恢复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对我党在这个地区领导的抗日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具有重大的意义。

“肃托事件”的恶果

湖西“肃托事件”，到底杀害了我们多少党员和干部，到观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据张子敬回忆，被杀害者有三百多人。抗战胜利后，在单县建立革命烈士陵园时，经他手收回的尸骨就有二百多具。随罗荣桓到湖西处理“肃托事件”的一一五师保卫部秘书高扬，在回忆材料中说，被杀害者为三百零五人。金合法（即李正道，当时为沛县中心县委委员）回忆说，被杀害者为三百一十五人。刘剑回忆，被杀害的干部约三百人左右。吴德勤（当时跟李毅、王须仁当警卫员）回忆，被扑者约六百人，被杀害三百多人。还有一些同志提供了一些内容大致相同的材料，此不赘述。综观之，这些同志回忆的数字，虽稍有出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在这个事件中，被杀害者达三百人左右，则是毫无疑义的。

这些被杀害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区委委员以上和部队连排以上的党员干部。他们都是湖西抗日根据地开创时期的核心和骨干，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如王文彬，曾先后任我党徐西北区委书记、苏鲁豫特委书记，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政委、苏鲁豫区党委*部长等职。曾率领边区的人民和抗日的武装进行了对汉奸王献臣的战斗，深受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尊敬。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湖边地委宣传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妇女部长常俊婷等等，在边区广大人民群众中，都是很有威信，深受爱戴的干部。再如，金乡县的翟子超、王鉴览、张宾如，丰县的康文斌、孙兆立、史为功、路光前，砀山县的孟宪理、陈雪楼，鱼台县的郭耕夫等等，都是当地人民抗日武装的开创者，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他们在人民群众中是旗帜、是榜样。但是，这些好同志被当作“托匪”杀害了。这是党内外广大群众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由于“肃托”，严重地破坏了我党我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严重地打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过去，群众见到了八路军，象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那种发自内心的亲热，常使人泪下；这时，群众听说八路军来了，多面有惧色，悄悄躲开。由于“肃托”，不少爱国的知识分子和抗日青年，远远地离开了我们，甚至已经参加了革命队伍的人，也因害怕受累而逃离。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情景。

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则乘机打击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拼命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采用种种造谣和欺骗的手段，把不少中间分子以至原来跟我们走的知识分子，笼络到他们的队伍之中。甚至接过“肃托”的口号，以“帮助共产党肃托”为名，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铜北“千里井事件”就是一例。这些顽固派，都借此发展了相当大的实力。后来，他们配合日伪专门破坏我党领导的抗日事业，给我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