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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为这本书打官司会冒着得罪领导的风险，会受到一些人的白眼，他还是决定告状。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可是这口气他只得独自咽下去。

港口处的同志递交的一份答辩材料说，交通部曾于1972年组织水运所几位同志编写过一本《中国海港概况》，编写人员均无稿酬。言外之意；你是为单位做事，怎么个人能要好处？别人不要，你施××为什么就要？

答辩还称，施××编写此书时，由港口处提供了各港口的准确数据和其他资料。交通部财务局曾借他五千元钱作出差和购置物品之用。他购买照相器材等费用也由财务局报销。初稿完成后，由交通部发中央各部委、各港口征求意见。此后，水运局又几次召开会议，议定写法、保密及出版方面的事宜。最后，由部保密委员会审查，经部长签发，才正式出版。

这就是说，这本书的出版已不完全是作者个人的事情，而是体现了交通部的意志。

版权处在调查此案的时候，也确实发现了一些有利于港口处的证据，其中有交通部下发的《关于编印对外介绍的港口资料的通知》、交通部将此书编写纳入水运所工作计划的文件、有关此书编写、出版的会议记录。

据此，版权处认为，《中国对外港口》一书属于职务作品，其著作权归单位所有。但同时指出，作者在编写过程中确实按照交通部组织的意图做了大量的搜集、编写和汇总工作，对作者的劳动，应当有所报偿。为保护和调动职务作品创作者的积极性，建议交通部付给作者部分报酬和样书。

应当说，版权处的这个裁决考虑到了作者的劳动及应当享有的权利，其中包含着对那种完全无视作者劳动的作法的一种批评。而施研究员进一步要求得到署名权。这个要求是并不过分的，却未能实现。

他向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起诉，败诉！

他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败诉！0

法院认为，他完全是按照交通部交给的任务和提出的要求，根据单位提供的资料和其他方便写成这部书的，因此，属于职务作品。

职务作品就不能署上真正作者的名字吗？就不应该给作者以报酬吗？就不能让作者享有著作权或部分著作权吗？那时候，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既然你是为单位里做事，就不该再要求个人的权利。

现在，回过头来，按著作权法的精神重新审核这个案子，就发现其判决是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了。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同志也这样说：“这个案件的处理，如果是在著作权法生效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除了报酬和样书外，署名问题怎么解决？是否应该视这位干部为作者，署上他的姓名？这是应当考虑的。”

作者与作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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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人权利的不尊重以至侵犯，也同样反映在作者与作者之间。本来是谦谦相让的君子、情同手足的师生、和和气气的朋友、志同道合的伙伴，由于其中一方在名与利的诱惑下产生非份之念，试图侵占他人的权利，结果不欢而散，反目成仇。

1988年5月5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李勤诉丁洁著作权纠纷案。

庄严的法庭里，几百名干部、教师、出版者和新闻记者旁听审理。纠纷双方对薄公堂，各执一词，双方律师针锋相对地为自己的当事人进行辩护，使这桩持续了三年之久的著作权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1980年8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勤和当时任北京市第二中学英语教师的丁洁共同接受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委托，在中学进行英语教学改革实验。由李勤主持这项实验的背景是：李勤于1973年从美国考察英语教学回国以后，曾进行过上述实验，并编写过教材。1980年9月．这项实验在北京第二中学进行。李勤在实验开始前提出了实验的初步设想：即实验的教学思想、方法、新教材的课型设计。实验中，由丁洁按李勤以及其他试验参加者的意见授课，并具体拟写教材。两人经过拟写、修改、授课、总结、再修改等一系列的合作，编写出新编英语教材《英语（初中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