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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要“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思祖宗之勤劳，致王业之不易，援古以鉴今，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

所谓“惜时”，就是要在太平年月扶欹补敝。他认为物极必反是“天地之常经，自然之至数”。他说：“民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者，垣塘也；甲兵者，关键也”。他提醒皇上，要“以此承平之时，立纲布纪，定万世之基”、“失今不为，已乃顿足扼腕而恨之”，就来不及了。

所谓“远谋”，就是要在太平之时想到非常之时。他称：有的君主遇到天灾人祸，常常埋怨前人“将士之不选，士卒之不练，牧守之不良，仓库之不实”，而忘了自己在太平年月“晏然自以为长无可忧之事”。他告诫皇上不要相信一些愚人所谓“勿责目前之近功，期于万世之治安”那样的鬼话、空话。

所谓“重微”，就是治国要防微杜渐。“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途；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潜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押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

所谓“务实”，乃治理国家要多办实事，少玩花招。他认为：“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洁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才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治国安邦应当“先实而后文”、“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

司马君实对社会弊端深刻而不留情面的揭露和一系列革新主张，为大宋王朝至尊敲响了警钟。无怪宰执富弼曾说：“若君实者，可谓实过其名也。”

他的“立嗣之功”是忧君之忠。仁宗嘉祐元年，皇上无嗣，储位空悬，他继谏官范镇之后，多次上疏奏请仁宗皇帝早日立嗣，以应不测，保持朝廷稳定。他大胆建议：“大宗无子，则小宗为之……愿陛下择宗室贤者使摄储贰，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次则全典宿卫尹京邑，亦足系天下之望。”并冒着被砍脑袋的危险，进宫面奏仁宗皇帝，促其立濮王赵允让之子赵曙为嗣。在仁宗病危之际，又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促请宰执夜召赵曙进宫继承了皇位，避免了大家王朝因争夺皇位而可能出现的内争。“立嗣之功”还在于：没有六年前的赵曙继位，哪能轮到今天的赵顼当皇帝啊！

他的“《通志》之绩”是忧世之忠。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意欲删繁取要”，遂成《通志》八卷，上起战国，下达秦二世，进呈英宗皇帝，“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以资治道，确保万世之业。英宗欣赏其忠心，命续其书，并设置书局，准其自选助手，准其费用由大内开销，给予机构上、人事上、费用上的保证。赵顼继位后，亲自作序，以待书成，并赐以《资治通鉴》书名，令其早日完成文治上的这一壮举。

司马光忧国、忧君、忧世的忠心，坦直无隐的言论，严谨肃穆的作风，成为朝野清正官吏的典型。三十年间，他从华州判官起步，沿着国子监直讲、知太常礼院、集贤院校书、并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判三司度支勾院、知谏院、御史中丞等台阶，一步一步地走到天子的身边。赵顼即位后，对他“敬若著龟”，不到两年时间，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权知审官院，不仅成了年轻皇帝的老师和顾问，而且成了朝廷重臣任免的审定参与人。知遇之恩使得老司马更加忠于王事，时刻为年轻的皇上操心，以图塑新皇帝为舜禹之君。

可近一年来，司马光连续两次与王安石争论的失败，在他的心头，留下了厚厚的一层疑虑和不安……

一次是“讼案”之争。

熙宁元年（1068年）三月二十一日，大理寺把一件刑部与登州争论难决的“谋杀已伤案”上呈皇帝裁定。赵顼诏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等人共议。共议初时，照例是判大理寺介绍案情：山东登州十六岁少女阿云，在母丧期间与一男韦阿大定婚。阿云极美，阿大极丑，阿云心中苦楚，遂于夜间收割黍谷时，乘阿大困睡之机，挥起镰刀谋杀。连砍阿大十刀，男伤未死。深夜弱女杀男，已是奇闻，况且是美女谋杀丑男，更增添了奇闻的色彩。于是，由震动村落而哄传于州府。三里加盐，五里加醋，十里之外，已成五色艳闻，花色斑斓，大伤风化。州府得知，急捕女犯归案，严刑审讯，阿云供认不讳。登州知州许遵，以“伤人自首”为由，判“罪减二等，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