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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淡的光嗦嗦发抖，炉子剩的一点儿余火眼看就要熄灭，二姨的十指冻得僵硬，双脚像两个冰索。她低头干得太久，肩膀和脖子热辣辣地发疼，但她连揉一把或动弹一下的功夫都没有。

夏天也一样难捱。手上出的汗弄得针涩涩的，干活速度要慢下好多来。二姨的货要交不及了，每晚邻居在院子里乘凉，她只能在油灯下苦干。月亮升上枣树稍儿，外面夜已凉了，但屋里仍像大蒸笼似的懊热难当。二姨身边放着一把大葵扇，可她又哪里腾得出手来扇上一把呢？

千针万针，千千万万无数针，二姨养家的钱真是来之不易，每一分钱都得用在节骨眼上。二姨告诉我过去北京的炒花生很便宜，一个铜板便能买一包，用旧报纸包成三角形，又香又热又脆。她的儿女们多少次求她买一小包来解解馋，多少次二姨都得狠狠心回绝他们。

一年到头，一家人靠棒子面窝窝头度日，只有在生日和过年才吃上白面。夏季蔬菜便宜，二姨就在小贩们收摊贱卖时多买点腌起来，一年余下的时间就吃腌咸菜。肉更是难得吃上，春节那几天才开开斋。

就这么千省万省，二姨不但把子女拉扯大了，还送儿子进了学校。后来又在儿子的帮助下，送女儿读中学。像所有中国旧式母亲，二姨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儿女也很争气，即使家境贫寒，他们既没有结交损友，又没有沾染恶习。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二姨所说的志气。由于她的榜样，儿女不单诚实知礼，还很孝顺。两个孩子都盼望将来能找一份好工作，有足够的收入，让二姨不再劳碌，晚年能安享子孙带给她的清福。

最后二姨的女儿也中学毕业了，使二姨欣慰的是，女儿在海关找到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后来又跟一位年轻的同事结了婚。1949年女儿怀孕了，二姨迫不及待地等着她的外孙出世。然而就在婴儿躁动于母腹时，共产党的军队从东北打了过来，国民党的海关将迁往台湾。如果二姨的女儿女婿不走，两人都得失业，当时国内的失业率比20年代更甚，达到历史最高点，谁也不知要过多久他们才能再找到一份工作，也许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婴儿即将呱呱出世……

在中国，历史总在轮回，恶梦不断重现。对年前二姨和她丈夫曾进退维谷，现在同样的难题再度摆在二姨和她女儿面前。不过这次二姨必须作出决定。事不宜迟，她得立刻选择，以她的亲身经历，二姨深知这是生死攸关的抉择。

过去她丈夫死于穷困和绝望，这幕家庭悲剧一定不能再次上演。经过几个不眠之夜，二姨眼圈红红地跟女儿说：她应该和丈夫一起去台湾。女儿和女婿听她的话走了，不久大陆和台湾断绝了往来。二姨直到1978年去世，再也没有得到她女儿的片纸只字，既不知她女儿的生死下落，又不知她外孙如何来到人世，她那无比疼爱、做梦都想抱着亲他的外孙。

二姨送走女儿后，整个心便放到了儿子身上。儿子初小毕业14年来，一直竭尽全力帮着二姨撑起这个家。他先是做报童或给人当差，后在一家自行车铺当学徒，几年后又在一家照相馆做事，虽然上下班得走很远，只要薪支好一点他就于。最后他在北京动物园找到一份工作。

从1937年到1949年，中国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日烽火紧接着内战狼烟，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原先粮食和日用品的价格月月攀升，后来发展到上午和下午都大不相同。失业者不计其数，许多人无家可归，冻馁街头。二姨一家不但挺过来，而且女儿还读完了中学。二姨清楚，这一切如果不是儿子作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简直难以想象。

1949年后，内战止息，通货膨胀得以控制，人们的生活逐渐回复正常，二姨的儿子却差不多过了成家的年龄。他28岁，还没一个女朋友，虽然他长得不难看，但这些年他简直没有积蓄，要想赢得女孩的芳心并不容易。二姨知道，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只能出现在戏剧里，在舞台上，而现实生活中的婚姻考虑的问题要实际得多，她深为儿子将来的幸福担忧。二姨决定要帮儿子挣钱娶亲。

于是她答应跟着我父母去瑞士。她和我父母的协议上写明，一旦他们带她出国，二姨要为我们做满5年。这其间她的收入，按中国当时的生活水准会相当可观。但二姨若非为了儿子，她是不会接受这份工作的。

过去她从未离开过北京城，飞机的声音能把她吓得半死，火车、汽车、轮船等等都会让她着晕。现在她要去到一个她根本不知道在哪儿的外国，跟洋鬼子生活在一起，吃他们的饭，住他们的屋，看他们骇人的白脸，闻他们刺鼻的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