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1/4 页)

他和二姨结婚时，宣统皇帝已经退位，内务府自然也瓦解了。二姨的丈夫在国民政府找了一个差事，虽说他只是教育部下面一个科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挣一份微薄的薪水，却仍被很多人羡慕。那时要谋一份公务员的职务殊为不易，年轻人的出路只有当兵，盖因军阀割据，混战连连。但二姨的丈夫显然不是当兵的料，他能谋到一份赖以糊口的职业真的很走运，至少让他和家人过了几年太平日子。

二姨因此也做了几年传统的贤妻良母。她先是生了个儿子，3年后又生了个女儿，丈夫的收入维持四口之家捉襟见肘，端赖二姨勤俭持家，量人为出。她自己一手把孩子带大，操持一日三餐，买最便宜的菜蔬，管大小所有人的缝补浆洗，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二姨从没在商店买过衣服和鞋子，一家四口的衣服和鞋子全是二姨亲手做的。

几十年后，她的手艺仍那么纯熟，在我父母花完了他们的积蓄之后，二姨就也为我们制衣纳鞋。我还记得二姨戴了老花镜，中指上套着银顶针，就像一只闪光的戒指，她在布上飞针走线，针线在她手中似乎都有了生命，像一条小银鱼在溪流中奋力向前游。她时不时将针在头发上刮几下，润一润，针于是穿得更欢。

二姨一生都没碰过缝纫机，在瑞士时，母亲提出为她买一架。

“千万别！我不用那玩艺儿。”

“这能省不少功夫，试试看，一学就会的。”

“学得会，省功夫，是不假，可死机器怎好跟人比？你瞧这针脚，我缝的针脚外边一点也看不见，机器能行？”

于是母亲放弃了买缝纫机的念头，二姨仍对机器做活儿比她快这一点耿耿于怀。过去她的邻里姐妹谁也不敢夸口说比她做活儿快，二姨很为这事得意。受她影响，若干年后，我也喜欢用手穿针引线的感觉，我做的针线活儿慢，但感觉在那儿。一针一针，和着心跳的节奏，做针线时心总是平的。我倒是有一台美国产的缝纫机，能缝出各种针脚，我却几乎不用，偶尔借给从国内来的朋友，但多数时候，它坐在阁楼上招灰。

二姨和她丈夫住的房子很普通：灰色的砖墙，小小的院落，三间北房，一个厨房。房顶的瓦隙长出了一蓬蓬的草，雨天常常会渗漏。窗上没有玻璃，用高丽纸糊着。不管怎么说，这房子归二姨丈夫所有，这一项简直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不用交租。二姨还能在小院中种几畦菜，养几只鸡。二姨勤俭持家，几年下来，她居然还为孩子的教育攒下一小笔钱。别人家孩子去上学，她决不会让自己孩子呆在家里变成文盲，这是二姨的志气。

二姨的儿子长到6岁、女儿3岁时，一夜间国民政府要迁都南京，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二姨一家面临两难的局面。如果继续留在北京，丈夫要失业，他上哪儿再找一份工作呢？中央政府也搬了，僧多粥少，故都就业机会何其渺茫！

若搬到南京，丈夫的工资又哪里够一家的开支？他们首先得租房，首都的房价怎么也不会便宜。再者，二姨和她丈夫谁也没离开过北京，他们想都不敢想将要生活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没了老邻居，街道和店铺又都那么陌生。举目无亲，缓急有点事谁给帮忙？“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既没钱又没权的人，有人愿意帮你才怪呢。

二姨的丈夫愁眉苦脸，似乎一下子老了20岁，走起路来弯腰驼背。二姨也没了主心骨，她想到家庭面临的窘境，只会急得伤心落泪。最后丈夫决定还是留在北京另找工作，却是四处碰壁，一无所获。

就在他失业的日子里，一家人坐吃山空。二姨攒下的那一小笔钱很快就用完了，继而是卖家具。二姨的细软，计有几只银镯子和玉耳环，加上几身体面点儿的衣服，悉数迸了当铺，再也没能赎得回来。紧接着他们便不得不向亲戚和熟人告贷，过不了多久，这些亲戚熟人开始躲着他们，亲戚们也都不是富得流油，可不能把钱扔在水里只图听个响声。

真是祸不单行，在这节骨眼上，二姨的丈夫又病倒了。这时他们家已穷得揭不开锅了，哪里还有钱请大夫给丈夫治病呢？只几星期，丈夫就撒手人寰，留下一个年仅25岁的寡妇，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和一间一贫如洗的空屋。

这对二姨来说无异当头一棒，上天招走了她的男人，从今往后谁来支撑这个家？谁来养活孩子？二姨日夜饮泣，也想一走了之。千百年来，殉夫赴死对于未亡人不失为一条光荣的出路，使二姨为之心动。但她还是放不下两个可怜的孩子，他们可怎么活呢？他们既已失估，母亲便成为他们唯一的倚靠。她理应守在孩子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