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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他眨着眼睛，躲躲闪闪地说。

“既有君子协议，那你为什么跟厂里讲我是擅离岗位呢？”我理直气壮地质问。

“那张协议是约束你的，不是约束我的。”他倒恬不知耻地反过来说。

“既然你是这样理解的，那又为什么能够叫着君子协议呢？”我感到有些好笑，便反唇相讥。

夏振川一时慌了神，眼直直的，吱吱唔唔，说起话来含混不清。

这个时候，身为厂组织部长的刘焕宇，也应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可是，刘焕宇还是不肯放过，强词夺理地说：“就算是学校跟你有协议，我们厂部也可以不认可。现在就算前几年是你跟学校有协议的，但到去年已由厂里来处理，要不就算150元钱一个月，交一年的停薪留职费。”

这时的我，倒并不是拿不出这1800元钱，而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得很不心甘情愿。

“这是没有道理的，我本身就是被迫离岗，是有手续的，如果是我主动要求离岗，或是请假下海做生易，就是借钱也会来交。几年来，你们既不让我回来上班，又不准我借到对方上班，一直失业在家，我没有找组织上给予帮助，就应该算是不错的了，你们为了搞创收，也不该把事情做的这样。”我进行了反驳。

“其实你可以去找省农业厅，跟他们要这笔钱，是他们拖着你的调动关系不办。”夏振川插话，显然与刘唤宇早有算计。

“这就对了，你可以跟他们调入单位讲啊，他们不是要我们的人吗？”刘焕宇也嘻嘻哈哈地说。

“这怎么可能，对方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也有他们的工作程序，不是由我想怎样就怎样的，你们想要他们的钱，那你们就自己去找农业厅要好了。”

他们哽住了，这样的歪理，何敢到省府的厅局去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