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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早在中西形成外交关系、西方观念输入中国之前，贸易便成为中西交往的重要环竹了二但是中国的经济，就像中国的统治阶级一样，面对西方的攻势反应不够灵敏。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较大而民能够自给自足。在旧世纪早期中国约有3　亿农业人日，古当时全国人日的4　/　5　，中国农民的生产资料主要是他们的土地，通过祖祖辈辈的劳动，如围田、修堤、打井、挖渠，生产也得到缓慢的发展二这种农庄经济需要先期投人大量的劳动和劳动力来维持其运转。其他类型的生产资料，如牛马等驮兽、劳动工具、住宅、粮仓等等，大都难敷生产之需。由于技术陈旧落后，可以开发的自然资源也很匿乏。不过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力资源却很丰富，18　世纪人口的飞跃发展，大大增加了人口中青壮年的比例，这就导致了劳力甚至是熟练劳力过剩但土地、资本缺乏这一现象的发生。当时既乏节省劳力的技术革新，也缺少这种革新的动力。所谓“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经径渭分明的对垒即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农民和艺人大多都不识字，而文人学者却又很少会考虑到农商生产方面的实际问题。

在商业上　，各地的贸易活动集中在一些市镇进行，这种市镇每省都有好几十个。市集大约每三、四天举行一次．附近一日路程之内的村庄都用家畜、手推车、扁担．或灿板将货物运到市集。小商小贩亦在此贩卖盐、铁、纸、纺织品、陶器、茶叶及手工艺品等货物。

在这种蛛网状的市集形式上还有一种地区间的贸易集市，主要从事铜、瓷器、皮毛、丝绸和木材的生意。中国的国内贸易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型市场。广洲与西欧的贸易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变种罢了。

地区间的贸易活动主要依靠便利的水利交通。像茶砖即是从长江、汉水运到北方，再经驼队运往蒙古和俄罗斯的。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亦通过大运河或海运互通有无。如福建的茶叶和安徽的丝绸经赣江运往广州，四川的货物沿长江而下，宁波等地的货物可用舶板一直运到满洲，而厦门的货物则运往东南亚地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运输网络系统。这也是西方人打进中国市场的一个原因，因为西方人使用的汽轮可以更好地利用中国的水上交通网络，并很快就使中国的传统货运方式得以改观。

另一方面，西方的影响并未使中国的国内经济格局迅速得以改观。像茶叶和丝绸等出口商品仍属劳动密集型产品，不易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各地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与发展贸易所需的资本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当时信贷制度尚未出现，商业事务中主要使用铜钱和银锭。商人受制于官府，他们或者寻求官吏的保护，或者自己捐买功名，因而中国的商人更像政府专卖事业的税吏而非具有冒险精神和事业心的投资者。

19　世纪早期的中国政府对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也未起到应有的宏观指导作用。国家的正统思想并不强调经济发展，也不注重积累新的财富，简言之，只注重“节流”而不鼓励“开源”。统治者认为每年的贸易成交额是固定的，对进口货物和出口货物都征收同样的税款，丝毫没有通过出口来增加国家财富的商业意识，同时官方的专卖制度与特许买卖制度也限制了商业竞争的发展。

总之，1800　年前后的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相比，不但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其结构和运行状况亦有极大的差别。首先，中国自视为（事实上也确实是）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国内外的贸易既未受到官方的鼓励，也未被课以重税。其次，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尚未像西方那样形成制度，技术创新一向遭到忽视。第三，中华帝国由于缺乏发展外贸和革新技术的动力，政府亦随时准备对任何新兴高利润商业事业实行垄断或课以重税，因此英国工业化时期的那种开拓精神就不可能在中国出现。除非受到官府的庇护，否则资本积累在中国也很难实行，像法制保障、投资市场以及合资企业等西方经济因素在中国亦尽付侧如。最后一点，中国在灌溉、种稻、运输、手工业等所有活动中均使用大量人力，这大大节省了资源，但不利于技术的革新，而人口的增长则吞食了生产发展带来的成果。总之，生产仅够消费之用，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人民仅可勉强维持生计，根本无暇顾及储蓄或投资。

政府的惰性

清朝政府面对外界刺激亦未做出应有的回应，这首先是因为清代各级政府秩序森然，官员已养成循规蹈矩的心态。通常一名县官负责管理方圆300　英里之内的二三十万百姓，即所谓“七品芝麻官”，因此，他根本不敢得罪当地缙绅，也不可能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