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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商业体制不论西方人做出何种外交努力都是依然故我。英使阿美士德（Amherst）　1816　年来华时受到更为草率的接待，而且不幸的是当时英国又正与中国的属国尼泊尔交战。阿美上德抵京后又被中方接待官员引见失次，结果未得觑见皇帝便被草草打发走了。

到1825　年为止，正当欧洲准备大规模进行扩张之际，西方与中国的交往还停留在17　世纪的水平，清代统治者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国内统治制度，稳定了中央在伊犁、拉萨、加塔及广州的对外关系之、当时欧洲甚至北美同中国已经有所接触，但在头3　个世纪里，这些接触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固有的生活方式。

第10章　中国在19　世纪时遭遇的入侵与叛乱

一、传统中国对变革的反对

19　世纪中叶，中国、日本、越南和朝鲜都先后面临西方列强的凌厉攻势而不得不与之打更多的交道。英国历史上辉煌的维多利亚时期给东亚带来的只是幻灭与苦难。对于中国来说尤其是这样，因为当西方列强叩门之时中华帝国已然外强中干、临近历史循环的尾声了。19　世纪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接踵而来，苦难深重。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者首先应该梳理这时中国国内的农民起义与西方列强入侵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加速了封建王朝的灭亡的。这些内忧外患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并无时不互相产生着影响，无论如何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中国现代转型的根本基础是中国的传统核心文化。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人因此便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传统格局的惰性与顽固，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封闭自足，这一切都使得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时反应迟钝、举步维艰。当时日本国内正酝酿着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革，作为对西方的部分回应，这种变革后来促成了日本全方位的政治、社会转型。但在庞大的中华帝国中并未产生类似的转型，其原因至今也仍然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

统治阶级及其农业规划

中国产生惰性的原因之一在于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或“自我心像”，这种世界观或自我心像乃是广大农民阶级同朝廷统治之间的中介。明清两代的统治阶层事实上是由地主、商贾及文人士大夫这儿种类型的人构成，他们一起形成了乡村市镇的精英阶层以及王朝统治在地方上的拥护者。

统治阶级由于垄断了文宇与高雅文化而与农民阶级迥然有别。其力量来自于家族制度，事实上，上层阶级正是由许许多多的大家巨族构成，它们想尽各种办法来维护自身的地位与利益。族中长老负责管理族中财产、修撰家谱、在宗祠中主持祭祖仪式、救济族中贫困成员及举办家塾，并且有权力惩治族中的不肖子弟以免惊动官府。为了维护本族利益，族人的婚事通常由家族出面撮合包办，当事人反而无权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当然，有时同族之中富家亦会与贫穷但有才华的人联姻，这有助于下层人士通过努力奋斗到较高地位。但分割家产和田地在人口增长时期也会导致家庭逐渐走向贫困。大体说来，地方精英阶层中存在的种种亲戚关系有助于家族的维系与发展，族内贫穷但才能出众的人亦可获得出人头第的机会。

这是一种农业型、内敛型的模式而非城市型、扩张型的模式。儒家历来重农抑商，“知足常乐”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老话。按此，一个人理应满足于他的土地，并遵循道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生活。

地方上的精英阶层主要依靠其田产生活，并且将科举考试作为进身之阶，因此这种带有田园风味和怀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儒家标榜“修身”；　尤其强调通过研习儒家经典成为君子，并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步入仕途。甚至一些有钱人亦可捐买功名，因此科举制度受到广泛的支持，“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深人人心。获得功名但不足以担任官职的低层缙绅阶级包括两类人物，其中大部分为获得秀才功名的真正学者，但也有1/3左右的人是捐班监生。和前代一样，时人通过世袭或赏赐也能获得功名。到了1800　年，这一阶层的人数约有100　多万，往往从中产生出上层缙绅或高级官僚。至于上层阶级则由获得举人以上功名者或官员构成，人数约有十二三万，他们往往享有一定的特权。这样，科举制度便具有一定的弹性，一些富人可以捐钱步入仕途，但主流仍是真正的学子，而且后者往往也古据了高层的职位。这反过来又确保了正统观念的统治地位。

中国前现代时期的经济

中西交往最初始于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