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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的迹象。福兴不但不去拦截，反而率部退守广信。胡林翼弹劾福兴，请求由李元度防守江西与浙江的边界。文宗命令李定太率部前往驻防，命令李元度部留驻贵溪。

胡林翼刚把江西东部的军事安排好，又得知安徽六安的太平军向湖北北部的随州和枣阳运动。他连忙派舒保率部前往抵挡。安徽太湖的太平军则向湖北蕲州境内推进，胡林翼又派唐训方前往阻击，将太平军击退。

太平军退回安徽境内，在宿松遇到湘军石清吉的部队。多隆阿所部在宿松境内的仙田铺将太平军挫败，追赶到太湖城。

从上一年到本年2月，湖南境内没有战事。但是，湘军四出增援外省，本年依旧在省外作战。骆秉章得知曾国荃苦战石达开部，兵力大有损耗，又增派部队协助围攻吉安。曾国荃下令在江面设栅拦截，挖掘壕沟，志在必克。

省外的诸多湘军部队，依靠湖南供给军饷。骆秉章和左宗棠发现供应难以为继，开始清理税收和公粮收购的折抵，减低收购价，核查官吏有没有中饱私囊，裁减监司的办公费用，节省了上亿的费用。

左宗棠发现，公粮折钱最贵的是湘潭，总是二千五百钱抵一石，现在收一石高达三千八百钱。于是做出规定：如果大米的市价是每石二千钱，则以一千钱充军饷，以八百钱供县府使用。民众减少了赋税，而官府的收入增加了。后来，湖北和江西都模仿实行。

知县黄淳熙正在接受审查，骆秉章亲自到他家里拜访，不管藩司的意见，重新起用，下文任命他为湘乡知县。

对于巡抚的这些做法，文格大为惊讶，也非常生气，但无可奈何。赖史直丢失城池，本来应该议罪，巡抚反而上奏荐举，后来竟然补授了岳州知府。

左宗棠打破陈旧的条条框框，不拘一格。又仿照雷以箴在扬州的做法，向商贾抽取货物税，设立厘金局，自由收支，由裕麟总管，藩司列衔画行，不能过问数目。局库的储蓄比藩库多了一倍。

骆秉章本人做出廉洁勤俭的表率，文格也无所求取，所以省级官员在府县官员中建立了威信，几乎革除了贪赃靡费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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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人劳崇光身在太平天国的发源地任官，一直狼狈窝囊。当蒋益澧的湘军在广西锋芒毕露的时候，他很想依靠家乡的这支部队，维护治下的安定。于是，他征调江忠濬的部队入驻省城桂林。

劳崇光在桂林早已被他招抚的会党首领架空，他召湘军入城，只能秘密进行。于是他给江忠濬写了一封密信。江忠濬把信拿给蒋益澧看。蒋益澧说：“会党人多，你此去一定要小心谨慎，等我到后再动手。”

太平军起义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清廷在东南一带的军事日益棘手，把全部军饷用于江苏和湖北，没有心思来过问广西的军事，只是任命了这里的提镇武将，将权力全部交给巡抚。但是巡抚的权力也是虚设。广西的清军无处获取军粮，起不了作用，巡抚只能靠招抚的手段来愚弄起义的民众，求得暂时的稳定。

起义首领们将计就计，假借官府的命令来胁迫无知和胆小的百姓。于是广西社会形成一种大杂烩似的复杂格局，清军、士民和起义军相互糅杂，共济一堂。名义上已经归顺清廷的起义军横行全省各地，官吏不能过问，院司闲坐在城里，发号施令的人都是起义军将领，人人寒心。

1858年，咸丰八年（2）

劳崇光特别喜欢使用投降的起义将领。他让义军首领白彪率领两千名精锐驻扎在桂林，原以为可以自保。没想到这些降兵掠夺市民的子女财帛，在军中平分，百姓有冤，无处投诉。

降兵连巡抚也不放在眼里。有一天，一群降兵蜂拥到巡抚衙门，手持兵器，喊叫喧哗。劳崇光出来坐堂，降兵居然奔到他的座前，用长矛戳刺巡抚的顶戴。

劳崇光硬撑面子，指着自己的喉咙笑道：“刺错地方了！想杀老夫，要刺这里才行啊。”

劳崇光一笑化解危机，卫士们簇拥着他退向后堂。

劳崇光从此决心消除降兵的威胁，把希望寄托于湘军。江忠濬带兵进入省城，参见巡抚。劳崇光大喜，连忙找了个由头，召见白彪一干义军首领。

首领们全部到齐，江忠濬下令关闭辕门，将他们统统斩杀，然后下令抓捕所有暴虐狡黠的降兵，置换省城的守军。

从此以后，巡抚的号令得以下传，官民睡觉才踏实了。劳崇光上奏，请清廷任命蒋益澧为代理按察使，将江忠濬升为道员。全省军事听凭蒋益澧处置。蒋益澧依次消灭了浔州、梧州和庆远的起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