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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凯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在元旦登基。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阶层的义愤。

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成为资产阶级各党派中反袁斗争最坚决的力量。1915年，孙中山一面派胡汉民等往南洋筹款，一面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11月10日，中华革命党派人刺杀袁世凯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2月初，发动停泊上海的肇和舰起义。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先追随袁世凯，后遭到袁世凯的遗弃。他们不满袁世凯复辟帝制，深恐在袁世凯倒台后“我为牛后，何以自存”，而走上反袁道路。梁启超的态度，对他的弟子蔡锷有直接影响。蔡锷是云南爱国将领，自滇至京后，一直处于袁世凯的监视之下。他谨慎沉静，巧妙掩饰了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愤慨，潜赴天津与梁谋划反袁。1915年9月，梁启超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驳斥古德诺、杨度等人的谬论，反对帝制。袁世凯闻说，以20万元高价收买，被梁拒绝，发表于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随后北京、上海、天津、昆明等地报刊相继全文转载。文章引起了各阶层的强烈反响。11月上中旬，梁启超助蔡锷登上日轮山东丸，秘密赴日转滇，统一各派力量，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成讨袁的“护国军”。1916年元旦，袁世凯受百官朝贺之时，云南军政府宣告成立，发布讨袁檄文，公布其19大罪状，武装反袁。1月27日，贵州亦宣布独立。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支持，决定了反袁战争的胜利。继贵州之后，广西、陕西、浙江、广东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山东、湖北、四川、安徽、湖南、江苏等地，也都有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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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帝制（2）

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袁世凯手下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他们都盼望继袁之后出任大总统，因此对建立袁家世袭王朝一开始就态度消极。冯国璋甚至暗中和护国军联络。袁世凯的女儿后来回忆说：

还在洪宪帝制没有公开的时候，有一次，冯国璋由南京来谒见我父亲，顺便问一问外传称帝这件事的究竟。我父亲听他的口气，知道他是来劝阻的，对他说：“我的身体很不好，几个儿子又都不成器，我哪里有这种心思呢！”就这么把他的嘴给堵住了。我父亲在当晚上楼以后，连声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帝制公开以后，冯国璋感到自己受了欺骗。我父亲死后，曾听到一个很可靠的人说，冯国璋对于我父亲的“洪宪称帝”，始终是嫌怨很深的。有的人说，当我父亲最后处在绝境的时候，冯国璋经过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人的疏通，幡然变计，仍然承认我父亲继续做总统，以维“北洋派”的大局。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

风雨欲来，段祺瑞托病退隐西山；袁世凯老友国务卿徐世昌辞职而去；大多军政长官逐渐与袁世凯貌合神离，按兵不动。袁世凯集团分崩离析。

帝国主义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也随形势的变化产生了变化。日、英、俄、法等国一再警告袁世凯，指出变更国体或将“惹起意外之扰乱”，影响各国在华商务利益。云南起义后，日本见风使舵，转而倒袁，突然宣布不接待原准备以亲王殊礼接待的袁世凯派往日皇赠勋的特使，并责袁世凯“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日政府当然不能承认”。

袁世凯的亲信感到复辟无望，也纷纷各谋出路。冯国璋和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压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并密电其他各省将军征求同意。在众叛亲离的窘境中，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4月，下令恢复内阁制，起用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兼国务卿，组织责任内阁，自己则仍赖在总统的位置上。

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舆论愤慨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5月8日，南方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抚国军军务院。公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实际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的局面。5月9日，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并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冯国璋则在南京召开17省市代表会议，公开讨论袁世凯地位问题，接着致电袁世凯直接劝其退位：滇黔抗命，桂粤风从，民鲜安居，军无斗志。为今之计，惟有吁恳大总统念付托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