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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由袁世凯独揽军政实权；成立一个类似议会、无权监督大总统而只能听命于大总统的“立法院”和一个名为“参政院”的咨询机关。

独裁大总统（3）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宣布废除具有民主主义精神、作为辛亥革命标志性成果的《临时约法》，代之以袁氏《中华民国约法》。8月，参政院秉承袁世凯意旨，制定了《大总统选举法》（12月29日公布），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可连选连任。选举大总统由参政院和立法院各推五十人进行，且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可以“议决现任大总统留任”而不用进行选举。更有一项奇特规定：继任大总统的确定，犹如清室的秘密立储，由现任大总统预先确定，写在“嘉禾金简”上，密藏于“金匮石室”中；到选举时，人们只能打开石室，取出金简，照单“选举”。所以当时舆论认为，袁世凯不但有终身任总统、终身独揽统治权的保证，而且由于有权指定继承人，还能够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这样，除了一块“中华民国”的空招牌，袁世凯已和专制皇帝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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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帝制（1）

袁世凯从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进而成为终身总统。传统观点以为，袁世凯的野心没有满足，利令智昏，竟然违背历史潮流，梦想恢复帝制。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袁世凯既在其位，便要为所欲为，身体力行，贯彻他以中国国情唯宜实行君主立宪之思想，遂示意心腹爪牙四处活动，制造舆论，声言共和制度行不通，只有改为帝制，国家才能富强。

1915年8月，袁世凯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在上海《亚细亚报》发表题为“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指称中国“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辛亥革命“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的结果”；“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袁世凯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发表《共和宪法持久策》，鼓吹中国须由袁世凯做皇帝，总揽大权。8月，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组织了“筹安会”，人称筹安会“六君子”。筹安会名为“学理讨论”，实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张目。他们援引古德诺之说“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通电全国各地文武官吏、商会团体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问题。袁世凯在各地的支持者纷纷派代表进京参加讨论。仅数天，筹安会即宣布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表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并向全国通告：立国之道不外两端，首曰拨乱，次曰求治。中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立君主专制。

9月，在京各省文武官吏的代表分别组成“公民请愿团”。随之，各种请愿团纷纷出笼，什么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乞丐代表请愿团、人力车夫代表请愿团、孔社请愿团等，五花八门，无所不有。这些请愿团和筹安会各省请愿团一起，向参政院投递实行君主制的请愿书，掀起复辟帝制的风潮。9月19日，袁世凯亲信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两次请愿尽快决定国体。随后，在“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名义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1993人，分省进行国体投票，然后再将票汇集北京。投票代表获赠巨额“川资”、“公费”，安排豪华旅舍、宴饮、娱乐；所投之票一律印上“君主立宪”四字，实行记名投票。投票场所刀枪林立、武装巡查，将军、巡按发表演说，痛诋共和，称颂君主立宪，要求代表慎重从事，最后代表在监视人员虎视眈眈的监视下投票。四川场内，每个代表桌上放有一支毛笔，一个墨盒，一盘刻有“赞成帝制”字样的绿豆糕。主席宣布投票意义后，众多监视人员手指墨盒和绿豆糕，叠声叫喊：“写！”见有人沉思，更连叫“快写！快写！”场外士兵则将枪栓拉得哗哗响。结果，1993名代表全票拥护君主制，无一人反对。参政院立即于当天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书“劝进”：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作态将劝进书退回，并说：“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当日下午，参政院再次开会决定“再劝进”，15分钟内“草成”长达2000余字的第二次推戴书，当晚进呈。次日，即12月12日一早，袁世凯发布命令，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正式接受推戴。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贺，封黎元洪等128人爵位，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同时下令查禁反对帝制的活动。12月31日，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