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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爸爸就在这个商店里做一些手表的活儿。每天早上七点钟，我们全家人一起吃早餐，然后我们去上学，爸爸在店里修手表，也做新手表。爸爸送过我一只漂亮的手表，但是现在没有了。它有金色的表面，那时候每天晚上我都给它上发条，它也总是告诉我正确的时间。”

“后来它去哪儿了？”布鲁诺问。

“他们拿走了。”希姆尔说。

“谁？”

“当然是士兵。”希姆尔说，好像这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后来有一天，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变了。”他继续说。“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母亲正在用一块特殊的布料给我们做臂章，在上面画上星形的图案。就像这样。”说着，他用手指在身下的泥地上画了一个图形。

（六角星*）

“每次我们离家出门的时候，她都回会让我们带上这样的臂章。”

“我父亲也带着一个，”布鲁诺说。“在他的工作服上。很漂亮，亮红色的底，黑白相间的图案。”在铁丝网那边的泥地上，他又用手指画了另外一个图形。

（纳粹万字标志*）

“是的，但是两个标志完全不一样，不是吗？”希姆尔说。

“嗯，不一样，有人给过我这样一个臂章，”布鲁诺说。

“但是没有人叫我带过这样的臂章。”希姆尔说。

“不管怎样，”布鲁诺说，“我觉得我挺喜欢他们的。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更喜欢哪一个，你的，还是我父亲的。”

希姆尔摇摇头，继续说他的故事。他已经很少再想这些事情了，因为每当回忆起那些在钟表店的日子，他就会很悲伤。

“我们带了几个月的臂章，”他说。“接着，事情又变了。一天，回到家里，妈妈告诉我不能再住在我们的家里了——”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布鲁诺兴奋地喊起来，很高兴他不是唯一被迫离家的男孩。“元首来我家吃晚饭，你知道吗，接下来我们就搬到这里了。我恨这里，”他大声地加了一句。“他去过你们家，做过这样的事情吗？”

“没有，但是他们告诉我们不能再住在家里，必须搬到克拉科夫的另一个地方，那里，士兵们建造了围墙，我母亲、父亲、哥哥和我四个人不得不住在一个房间里。”

“你们家所有的人？”布鲁诺问。“住一个房间？”

“还不止是我们一家人，”希姆尔说。“还有另外一家人，他们家的母亲跟父亲经常打架，他们有个儿子比我长得高大，就算我什么也没做他也会打我。”

“你们怎么可能这样住在一个房间里，”布鲁诺说，摇着脑袋。“那不可能。”

“我们所有的人，”希姆尔说，点点头。“一共十一个人。”

布鲁诺想要张嘴反驳希姆尔——他不能相信十一个人能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是话到嘴边他又改变主意了。

“我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希姆尔继续说，“我们所有的人都住在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个小窗户，但是我不喜欢从窗户望出去，因为窗外是堵墙，我恨那墙，因为在我们真正的家根本不是这样。这个区是城里很差的一个区，总是很吵，让人睡不着觉。我也恨卢卡，就是那个动不动就打我的大男孩，即使我什么也没做错。”

“格蕾特尔有时候也打我，”布鲁诺说。“她是我的姐姐，”他加了一句。“而且是个‘无可救药’的人。很快我就会长得比她高大，比她强壮，那个时候她就知道是谁的天下了。”

“又接着有一天，士兵们开着大卡车来了，”希姆尔接着说，好像对格蕾特尔毫无兴趣。“每个人都必须离开那座房子。有些人不愿意走，就四处躲藏，不过我想，最后士兵们还是把他们都抓出来了。然后，卡车把我们带到了一列火车上，而那火车……”他犹豫了一下，咬咬嘴唇。布鲁诺觉得他好像要哭了，但是并不知道为什么。

“那火车太可怕了，”希姆尔说。“车厢里挤满了人，几乎不能呼吸，气味恶心极了。”

“那是因为你们都挤在一辆列车上，”布鲁诺说，想起那天离开柏林时，他在火车站看到的两列火车。“我们来这里的时候，在月台的另一侧还停着一列火车，但是好像没人看见。就是我们乘坐的那一列。你们应该也坐那一列的。”

“我想他们是肯定不会允许的，”希姆尔摇摇头。“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车厢。”

“车厢最后面才是门。”布鲁诺解释。

“根本没有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