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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也各有所短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派。同样的，他们认为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都是社会主义中的一派。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版刊物，宣传无政府主义，发出了些脱离实际的浮夸的喧嚣。辛亥革命中出现了个“中国社会党”

，它的创办人江亢虎本是个清朝的七品官，借社会主义的招牌来招摇欺世，但这个党的活动分子中有些是小资产阶级的急进民主主义者。

这个党在１９１３年被袁世凯通令解散。总之，在五四运动前，中国并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派别。

上述１９１５年陈独秀的文章讲社会主义时提到了马克思，但他和同时期的许多人一样是把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政策混为一谈的。他把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并提，而不知道这两者间的矛盾和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这两者间的关系。

１９１４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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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７３

对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进一步的怀疑。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尤其引起了他们的巨大的激动，开扩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人类的新的前途。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了李大钊为世界大战结束而写的两篇文章：《庶民的胜利》和《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李大钊文选》，１０页）

并且说：“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Ｂｏｌｓｈｖｉｓｍ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

（《李大钊文选》，１３页）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在那时开始努力去寻求关于俄国革命真象的知识，力求了解马克思主义。

１９１９年５月，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个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几乎是个马克思主义专号。

其中有的文章虽然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却表示赞成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李大钊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连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

，认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经济学说。显然这篇文章仍包含着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刚从急进的民主主义立场转变过来而难免带有的思想渣滓，例如文中说：“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

（《李大钊文选》，１９４页）。

１９２０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

毛泽东、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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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蔡和森和其他许多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在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２０年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各地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陈独秀在１９２０年写的文章中，开始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观点。

《新青年》杂志继续出版到１９２６年，它在五四运动后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中国先进的思想界之所以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迅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五四运动以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虽然起了进步作用，但实际生活也证明了在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资产阶级思想所能起的进步作用是很有限的，它并没有也不能解答如何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进步的道路的问题。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两个月，已经觉得有必要不是去向旧势力，而是向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

１９１９年７月，他在《问题与主义》一文里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