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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对付它。这种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便是“这个真理”。因为这个真理是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所以他若不能对付，便不是真理；他能对付，便是真理，所以说他是可以证实的。

胡适用科学的旗号、进化论的旗号所宣扬的哲学，完全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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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市侩主义的真理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

那时崇拜实用主义哲学的不止胡适一个人。

在１９１９年１月创刊的《新潮》上，傅斯年把美国的实用主义译称实际主义。他说：“我以为实际主义是现在思想界中最精的产物，应当导引到中国来，更可用他的力量，纠正中国一切不着边际浑沌浮乱的思想。”

（《新潮》第三号）陈独秀主张尊重自然科学和实证哲学。

所谓实证哲学是指以１９世纪初期法国的孔德为代表的一种唯心主义经验论哲学，它和较晚出现的美国的实用主义是有渊源的。陈独秀甚至在以后多年间也仍不懂得实用主义思想的反动性。胡适在１９３１年的文章中写道：“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阵线。”

坚持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胡适明确地说，陈独秀的“这种希望是错误的”

（《胡适论集近著》，６３０—６３１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一般说来，在思想上缺乏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他们提倡科学，提倡自然科学，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这使他们自发地倾向于唯物主义。

《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发表任鸿隽的《何为科学家》一文，文中说，科学要研究事实以“发明未知之理”

，“唯其要研究事实，所以科学家要讲究观察和实验”。文中批评“东方文化”说：“我们东方的文化，所以不及西方的所在，也是因为一个在文字上做工夫，一个在事实上做工夫的原故”。

这种观点可以作为自然科学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代表。但是，自发的唯物主义不足以抵抗伪装成科学的、精致的唯心主义。五四时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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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输入了１９世纪晚期和２０世纪初年种种“新”的哲学思想。在《新青年》上就介绍了英国的弥尔、斯宾塞，德国的尼采，法国的柏格森，美国的皮耳士、詹姆士、杜威，等等。

虽然人们往往是从这些哲学思想中寻找用以与封建的教条作斗争的武器，但是这些哲学的基本性质是西方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它们无例外地都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唯心主义。

五四时期的人在和反动思想作斗争时，有时发生“事理之是非己自难言”的感叹，有时自己陷入了主观主义和片面的观点，这就是因为他们受到唯心主义的沾染以至支配的缘故。

１９１５年陈独秀说：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１页）

人权说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化论是五四时期的人们所提倡的科学的主要内容，这两者前面都谈过了。这里还要说一下社会主义。

在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尖锐地表现出来。２０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已经对西方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所反映，以各种不同的态度议论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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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保皇党。由于看到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可免地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他们就愈是害怕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采取另一种态度，他们以为中国既然落后，就可以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实行某些措施，以预防将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把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说成就是社会主义。但是，在他的民生主义中所包含的“平均地权”

、“土地国有”的主张，如果真正实行，也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道路，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

在辛亥革命以前，同盟会的杂志上刊载过介绍马克思的学说的文章，但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不过是各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