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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国大使馆进行监视和渗透，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例行工作。

1952年，修建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时，墙内安装了44只窃听器，其上都有巧妙的掩蔽物，以防被美国安全官员定期进行的电子扫描发现。后来，克格勃又安排了许多窃听器，其数目数以百计。虽然美国人先后找到一些，但远远不能搜尽。多年以后，美国人修葺大使馆时，吃惊地发现，大楼最上边两层的墙内装有不少窃听器，且都伪装得十分巧妙，因其与墙面的接触点是木质的，因而逃脱了美国人的侦测达数十年之久。这其间，美国使馆与本国政府间的往来电函都被窃听，其后果和损失十分严重。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只得重选地址，新建了驻苏大使馆，以期彻底摆脱克格勃的窃听。不过，克格勃还是有办法，它使用一种新型窃听装置，是将激光束射在使馆内重要房间的玻璃上，特务们坐在几公里外的汽车内部可以窃听屋内的谈话。

1964年9月初，德国专家赫斯特·施维尔克曼专程来到莫斯科清除克格勃设在西德大使馆中的窃听器。他每发现一个窃听器，就给它加上大量的电压，这样窃听人的耳朵就会特别难受。他还发现了克格勃秘密地安装在一架特制的机器上的精巧的电子装置。这架机器的作用是把打好的文书自动译成密码，通过电传打字发到波恩去；而这个附加的电子装置在这些文书打出来但尚未译成密码时就把它们播送出去了。因此，克格勃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能读到从大使馆发出的极机密的通信。尤其是通过对原本和密码本的比较，克格勃能够识破整个密码系统。

1965年8月6日早晨，气极败坏的克格勃对正在莫斯科郊外参观的施维尔克曼下了毒手。当时他忽然感到臀部特别疼痛，美国大使馆的医生诊断，他曾被注射侵蚀肌肉的氮化芥子气。这是一种致命的毒气，西方医学家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保住这位专家的生命。被激怒的西德政府宣布，在此事圆满解决之前，决不邀请赫鲁晓夫访德。这样，早就希望通过与西德订立一个重要的贸易协定，以便提高威望、摆脱严重政治危机的赫鲁晓夫，失去了挽救自己的最后一线希望，不久就被狼狈地赶下了台。

1969年3月的一天早晨，一个美国安全官员用特制的无线电监听器，在美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馆进行例行检查时，听到两个熟悉的声音在坦率地谈论公事。他吃惊地发现，其中一个竟是该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外交官。这位安全官员马上冲进办公室，递给那位外交官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走出办公室再继续谈话，但是注意你说话的内容。你的话正在被播送出去。”可是，当他们转移到另一间屋子后，那位外交官的谈话仍被继续播送。安全官员立刻明白，窃听器肯定在外交官的随身衣物里，然而之后无论怎样搜查，也查不出来。最后，他用手势示意外交官将鞋子脱下来，称了重量后又加以检查，终于在左鞋的后跟发现了秘密。原来，几天前，使馆的一个女佣人曾拿这双鞋去修理。没想到在“修理”期间，鞋跟被挖空了，里面装上一只一两多重的强力窃听器，并留有一个小孔作为窃听器的出音口；另有一个同样大小的小孔藏着一根小针，女佣人通过拨一下这根针，就可以在晚上将窃听器关掉，而在早晨再将它打开。

克格勃在对外国使馆进行监听的同时，还要想尽一切办法打进使馆内部。通常作法是，先以色情引诱，或者设圈套使特定的对象陷入一种难堪的境界，如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同性恋等，然后用有关的录音和录像资料胁迫对方下水，为自己服务。其对法国使馆的渗透，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1956年6月的一天，克格勃尤里·瓦西列维奇·克罗特科夫奉上司指示：必须收买法国大使莫里斯·德让。而且上司明确表示：这是最高领导赫鲁晓夫的命令。

早在二战初期，德让还是戴高乐自由法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时，克格勃就开始搜集他的材料。去年底，德让和他的妻子玛丽·克莱尔到达莫斯科后，克格勃就一直监视着他们。他们的寓所和大使馆内都有秘密的窃听器。苏联外交部介绍给这位法国大使的俄国司机是一个优秀的克格勃情报员，德让夫人的贴身侍女也不例外。在外交招待会上，被介绍给他们的苏联官员也是克格勃的官员。克格勃经过仔细调查，没有发现他有丝毫不忠于法国的倾向，但是却了解到这位56岁的法国大使很好色，于是就决定以此为突破口。

克格勃上校库纳文指示克罗特科夫，专门对付德让夫人，必须控制她，使她成为我们的人，并且务必把她弄上床；同时指派莫斯科有名的美男子、歌唱家沙·奥尔洛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