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2/4 页)

干活的人们只听见他老人家一声尖叫，然后看见他在地里乱跑，就像疯了似的，一边跑，嘴里一边大叫，非常恐怖的样子……人们则在地里一阵大笑，大家心里都在想：他手里肯定是抓着那条死蛇了！

后来这位老人也走了。留下一个儿子叫邢慧文（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七日出生），有手艺，会做木匠活儿，前几年在他旧院背后盖起五间新房。据村里人讲，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也算一喜。

我的第一（上）

在我一生当中，有几件特殊事情，从始至终记录着我的喜怒哀乐，也陪伴着我一天比一天长大，一天比一天成熟。透过这些现象，似乎还可以接触到我灵魂深处的、鲜为人知的人性。也可以通过这些事情，反映出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以及社会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那种或远或近的关系，那种或聚或散的关系。

这些事情，特殊在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

一，第一次生病。那是我刚出生半年左右，也就是一九六三年的春节。因为过大年，父亲从城里给我买了一顶棉帽，正月初一早上，父亲兴高采烈把我从东房抱到西房，给我尊敬的祖父及祖母拜年。就这么三二步路，我中了寒气。之后神志不省。之后口吐白沫。之后手脚抽搐。

据父母回忆，我当时的情形，可把全家人吓坏了。之后，正月抽一次风，二月抽一次风，三月抽一次风，村里人称这种抽风为“月对风”。一抽风，全家人就害怕的不敢高声说话，到处抓药请医生。后来，还是黄家庄村一位名叫有枝（取其音）老奶奶救了我的命，她老人家给我扎了三四回针，才算康复。听母亲说，是她老人家和外祖母抱着我去的，那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有步行。这时，已经快到端午节了。事后，还是母亲与外祖母提上粽子，感谢人家的救命之恩。

祖父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有关这件事情，我是没有印象的。父母的回忆，让我又一次体会到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母爱是如此的伟大，自己又是那么的多灾多难。

二，第一次坐在主席台上。那是一九七二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的事情，我在本村学校上小学五年级，那年我十岁。因为自己学习成绩好，也因为自己在学校里的突出表现，学校推荐我出席下佐公社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大会。

那天，阳光明媚。

我坐在主席台上，观看全公社各学校文艺代表队表演的节目，内心十分激动。同时，也感到万分荣幸与自豪。

三，第一次成为新闻人物，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时间同上。下佐公社将我的事迹，上报给忻县。然后，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忻县小报》上，我也成为当时的新闻人物，只可惜没有保存下那张报纸，也没有记住那天报纸的日期。

四，第一次挨批斗。也是一九七二年的事情，好像是学校刚开学的那几天，老师组织我们打扫卫生。就在我打扫卫生时，不小心把墙上一幅毛主席画像扫开一个小口子。这样就闯下了大祸。学校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有一些嫉妒我的同学们，他们借题发挥，故意将此事与我祖父联系起来，说我是现行四类反革命分子的孙子，是故意把毛主席画像扯开的，说我对毛主席有仇恨，说我想变天。然后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还请来几个村里人，他们的身份是驻学校贫管会的代表，让我站在讲台上做检查，让我低着头……

这次刻骨铭心的记忆，使我亲身感受到政治是那么可怕。一位十岁的孩子，他懂什么？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来，有些村里人就变得丑陋无比，随之而来的仇恨，又给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神经衰弱。

五，第一次投稿。那是我在忻县商业学校读书期间，也就是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三日至一九八二年七月十日。我在学校写了二个电影剧本：《杜鹃啼血》和《潘萍》。随后将二个剧本寄给北京《剧本》编辑部。之后数日，我收到《剧本》编辑部的退稿信。

这封发黄了的退稿信，我像宝贝似地保存着，它记录着我的历史，二个剧本的原稿，却不知去了哪里？

六，第一次出远门。那是一九八二年十月六日。我从忻县商业学校毕业，分配到吕梁地区参加工作。那天还是我尊敬的本家三嫂（胡喜兰）出殡之日。父亲把我送至太原火车站，之后我登上开往吕梁的汽车。

至今我还保存着那天从寺庄开往太原的火车票，也算是一个记忆吧！

七，第一次给父母写信。一九八二年十月六日中午时分，我来到了吕梁地区所在地——离石县城，身上背着行李，来到地委大院报到。当天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