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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内心潜藏着的企业家思想也在蠢蠢欲动，他开始计划以后的发展方向，而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想念海斯特，想跟她一起生活。

随着父亲对海斯特的想念日渐炽烈，他对索哥尼公司工作的热诚之心开始动摇，因为索哥尼公司订下了严苛条款—独身两年，但他已爱上海斯特，并且想与她结为夫妻。除了这个原因，父亲也因为公司的企业文化而萌生去意。索哥尼公司需要的是追随者，而不是有独立想法的人。不喜欢顺从权威的父亲，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应留在索哥尼公司。

在中国期间，父亲对自己的了解日益加深，见识丰富了他的内涵，对他日后的帮助很大，他发现自己与别人不同，这种不同并非弱点而是长处，他学会了欣赏自己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托马斯·　立顿（Thomas　Lipton）原是一个在伦敦卖水果和蔬菜的小商人，在中国遇到机会，终于变成身家百万的茶商。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父亲终于决定做回自己。

饮食智慧（1）

宏邦一家到达上海那天，天气有点冷，为防小内德着凉，海斯特小心地为他套上外衣、戴上帽子。父亲再次登临“龙门”，但这次是与家人一起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如谚语所说的，他们的身价已跃升10　倍了。

把家暂时安顿在伯林顿饭店，又找来一个阿妈照顾小内德后，父亲随即开始了他的罐装牛奶销售计划。他在苏州路7　号一座优雅的大厦里租下办公室。大厦有一座体面的大拱门，迎着苏州河。大厦对面是他从前经常去的划艇会，它的旁边就是英国领事馆，再往西走还有琳琅满目的商店，这儿的繁华可比得上纽约、伦敦和巴黎。

不过，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盗贼市场”。在那里，贫穷的人们就在楼梯底下租下一块狭小的地方，几乎脸贴脸地拥挤着过活。你随时能看见一个身体残缺的乞丐边匍匐前进边卖力乞讨，“做做善事吧”，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一双双乞求的手在父亲经过时伸出来，他们的表情或许有点夸张，但父亲知道他们肯定是饥饿难当，否则不会如此绝望。这些人一无所有，即使牛奶可以帮助他们，他们哪里又负担得起？父亲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不知不觉父亲离开中国已有一年半，再次来到这个国家，一切都很新鲜。每天晚上他和海斯特都在派对和饭局里度过，从中他收集了很多关于市场的信息，他觉得，只需一个月，他就能弄清楚当前的局面。毕竟，中国已经改变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变得更加开放，以前那一道把中国人和外国人分开的界线已经模糊，尤其在上海，变化是惊人的，几乎每一家餐厅的顾客都很国际化，连人们的服饰也都起了很大的变化，穿长袍的中国男人戴上高顶礼帽，英国女人穿上紧身旗袍，中国女人穿最流行的法国裙子。

父亲最喜欢跟去美国留学又回到中国的留学生交流。他们从美国的大学毕业，熟悉棒球、爵士乐、鸡尾酒和赛马等与父亲共同的话题，另一方面，父亲还可以通过他们深入了解到当时中国的状况，还有与他们年纪相仿的本地学生领袖的思维方式，如他们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和当时控制中国共和政府的军阀的势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时的上海是中国政治的中心。1919　年5　月4　日，即父亲和家人到上海前的7　个月，因为《凡尔赛条约》无视中国人民的权益，把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转让给了日本，数以万计的学生愤而*至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抗议，运动中有32　名学生被捕，其中一名学生后来伤重不治身亡。示威的浪潮随着学生之死而一发不可收拾，5　月7　日两万名学生挥动写满了爱国标语“还我家国”的横幅，涌进上海沪南体育场。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示威*和反日抵制行动横扫整个上海，7　万多名工人参与。5　月31　日，10　万名学生和市民为该名受害学生举行纪念*。民众沿上海街道*，在家家户户的门前挂上致哀的白旗，聆听激昂的演说。当年目睹事件的美国教育家及改革者约翰·　杜威（John　Dewey）曾写道：“我们见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而诞生总得面对重重难关。”外国居民开始担心示威群众会失去理智，示威的人有时候确实会如此。一家米店不愿意跟随罢市的浪潮，学生们在店前下跪要店主关门，当一个伙计想赶走他们的时候，旁观者突然向店里扔石头，还纠众袭击，最后店主被打。

饮食智慧（2）

上海以外的地方，军阀们征收苛捐杂税，在四川，税收居然提前了30年。示威并没有波及租界里的外国人，在某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