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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样的节目不可能有任何改进的可能，因为其内容和形式追求的就是适应公众的精神和智力结构！还要加上那些习俗风尚和职业道德的“良知指导者”们所绕进的死循环：节目想要什么，他们就说什么。盖着奴颜卑膝、犬儒主义、追随大流、墨守成规的烙印，他们长着一副容易弯曲的脊梁骨，顺应着市场的价值观，如有必要随时准备逃离和抛弃所有的职业道德和道义伦理。

然而我们可能要求这些有着好心，尤其是好处的，被邀请来的人批评他们赖以为生，将他们的言论加以传播的电视吗？尖锐的问题。在吊死过人的房子里是不能提到绳索的。

新闻战争：通敌者，抵抗者……所有人都串通一气？

在电视上出现的人不言而喻是经过挑选的，而这种挑选则是由主持人的判断力和或多或少的潜意识自我审查决定的。在接受那些他喜欢的或他感兴趣的人的同时，电视却将应视所有公民为选择对象的原则作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轻易抛弃。

那些“好客户”当然可以上电视。他们回答所有的问题，不质问主持人，无懈可击地表演着。具有天赋的演员，奇闻笑料和文章警句的朗诵者是最受欢迎的人，政坛头面人物也是。塞格琳·罗雅尔（Ségolène　Royal）和巴拉克·奥巴马的（富有魅力的）的形象，套用保罗·维瑞里奥的公式，“视觉上的正确”，变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长期以来，“相貌”总是比内涵更重要。就像那些辩论节目中配合默契的伙伴和主持人，他们中的很多都是外表醒目的“优质货色”，然而大多数时间都在发表用后即丢的一次性废物见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定时间间隔里总能看到同一些的多产作家担任嘉宾，目的就是向这些人愉快地保证他们永远都在邀请之列。在这样的节目中，无论政治正确的猛烈攻击，还是混淆视听的仗义执言，这份“与众不同”都不过是为了换取公众的最大兴趣，以攫取他们的最大利益。

对于电视节目这种过分追求耸人听闻效果和迎合高收视率需要的做法，知识分子（社会学家、哲学家、作家、评论家……），还有很多知名人士都曾加以分析。他们认为，电视首先决定哪些事件能激起大众的最初级情绪反应：愤慨、恐惧、慈悲、甚至具有攻击性，接近酷刑的情感波动（电视募捐、海啸、被袭击的流浪汉、被冷冻的婴儿、恐怖组织、人道组织、体育比赛的兴奋剂……），然后将这些事件进行戏剧化处理，以期“吸取经验教训”或者将其导向“社会问题”的范畴。

然而，知识分子出现在那里，保持着应有的距离，试图减低由新闻从业者、兼消防员、兼纵火者点燃的“情绪之火”的灼伤程度：戴安娜被撞得面目全非的汽车，苏珊大妈的奇迹，或者迈克尔·杰克逊之死。我们需要忘记这些我们的（和他们的）苦难，分享人道的温情。

很显然，人们越是通过和自己一样的人看到自己，越具有抵抗的能力，抵抗审查机制，抵抗收视率的压力或者微波炉式的思想。然而有些人正相反，更虚弱的他们天生就倾向于合作，无条件地屈服于敌人，屈服于商业和经济的法则……这般特洛伊木马们的优点在于，既不让电视台担心，也不令记者们害怕。被美人鱼歌声般的金钱诱惑着，被“在电视里被注视着”综合征所刺激着，他们只想着被注视，而且是被好好地注视。他们选择不去怀疑那些“官方”消息来源的可靠性，更不去抗争被工具化的命运，就算影响自己的名誉也在所不惜（失明了？）。他们是听话的仆佣，热心的创意人，而却并不一定是利益的分享者。

这是你帽子里的兔子吗？［16］

“德摩斯提尼（Démosthène），波舒哀（Bossuet），饶勒斯们（Jaurès）［17］今安在？是规定条件扼杀了他们，”保罗·维瑞里奥自问自答到。皮埃尔·布尔蒂奥认为，既然电视是为所有人服务的，那么在来表达言论之前应该自问：“我要说什么？怎样说？是否要适应这个媒体？这些话是否值得让所有人都听到？是否必须让所有人听到？要说出这些话是有条件的吗？等等。”

电视要让人看，要让人明白，要赋予注视以意义，要创造传奇。然而其实，这只是个悖论，因为影像的世界是被字词控制的。字词制造了恐慌、幻景、抛弃、吸引、高枕无忧的安心……破坏（那些智能机器人或所谓社会渣子）和谎言。

影像（“Image”改变字母位置就变成了魔法“Magie”）具有制造“现实效果”的能力，被人看了，并且相信了它所呈现的一切。电视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