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3/4 页)

关注与同情的只是作为牺牲品的学生个人。鲁迅的“沉默”是颇耐琢磨的：研究鲁迅，固然要注意他的言说，但他的“不言”恐怕也不能忽视。“不言”首先与他的自我定位有关：我们已经说过，即使是五四时期，鲁迅也是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他是“客卿”，是“听将令”、打边鼓的；他从来就没有过胡适那样的当“学阀”、“导师”，引领社会的冲动，和“舍我其谁（我怎能不讲）”的意识。对于北大，他也只是一个讲几节课的讲师，不到非讲不可的时候，是不会随便说话的。更内在的原因，当然是鲁迅的思虑更为深广：他对五四以及五四以后的中国（包括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界）都要再看一看，想一想。于是，我们注意到了1920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一周年那一天，鲁迅写给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一位学生的一封信（将这封信与前述写于同一时刻的胡适等的文章对照起来读，应该是格外有意思的）。在信中，他这样写到了自己的冷眼观察——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胡涂而已。

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书信·200504致宋崇义》，《鲁迅全集》卷11，页382、383。

这里，鲁迅对五四的低调评价，对现状的冷峻审视，对“将来”的不敢乐观，其实都是内含了他“非改革不可”的坚定与对中国改革的艰难、曲折的清醒认识的。他强调“根柢学问”，注重的还是中国改革的基础工作：这在永远是浮躁的中国思想文化界，自然是难有知音的。

于是，人们又注意到，五四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几次颇为热闹的论争——从“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到“非宗教大同盟”的辩驳，鲁迅都没有卷入。这里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些讨论背后都有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模式，某种程度上就是要人们表态，站队：不是赞成“问题”就是赞成“主义”，不是“科学”派就是“玄学”派，二者必须其一，必须有一个鲜明的态度与立场。而鲁迅，恰好他的思虑是多方面的，他的思维方式是在反复质疑中旋进，因而他的观念是复杂的，没有办法明确表示站在哪一边。比如说科学和玄学的论战，鲁迅既很难赞同玄学派对东方文明的强调，对其内在的复古主义倾向怀有警惕，同时也很难认同科学派对科学主义的鼓吹。如第二讲所说，鲁迅在日本时期就对“科学崇拜”提出了自己的批判，他自然很难按当时的要求表态。在“非宗教大同盟”问题上，鲁迅对周作人“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当然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同情，但他对问题的复杂性也许看得更为清楚：对于现实的中国来说，宗教问题的背后，确实又存在着外国势力的干预与利用问题，这正是周作人有意无意忽略了的。因此，他既不能简单地认同周作人的观点，却又不赞成周作人的批判者们的独断逻辑，他就只有沉默。鲁迅思维的复杂化，以及由此决定的立场的相对化，决定了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习惯的二元对立的论争中，经常处于难以言说的境地。在另一方面，鲁迅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路，也使他无法纳入处于主流地位的知识分子的思考、论争范围中。即以“主义”与“问题”的论战而言，在鲁迅看来，“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因此，“主义”的提倡与输入完全是徒劳，对“主义”输入的疑惧更是多余。《书信·200504致宋崇义》，《鲁迅全集》卷11，页370。而胡适们讲“问题”，强调具体的制度建设，鲁迅却看透了中国是一个“大染缸”，任何好的制度到了中国也会变质。如前面几讲一再论及的，鲁迅关注的是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在鲁迅看来，对当下中国人来说，无论是“问题”和“主义”，还是“科学”和“玄学”，都是过于高远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李大钊们高谈“主义”，胡适们高谈“问题”的时候，鲁迅始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