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2/4 页)

生索薪风潮，学校内部也为要不要罢教而争论不休：胡适就坚持老师无论怎样也不能罢教，因为这会影响学生的学业。

一个学校主要是由三部分人组成：校长、教授和学生。现在校方学院化、体制化的努力，与学生激进化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处于二者之间的教授作何反应，就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三）

首先作出反应的是胡适。这恐怕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因为胡适处在北大中心位置，而且他自己也自称“我想要做学霸”。这个“学霸”不是贬义词，意思是要影响整个学界，并进而“在人民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影响”《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39。，把自己当成学界领袖、知识分子的代表和民众的指导者。他既有这样的雄心，自然会觉得在这样混乱的时候，自己责无旁贷要出来“指导学生”。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他和蒋梦麟联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们对学生的希望》。文章首先肯定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合理性和巨大作用，但同时指出：“社会若能保持一种水平线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有成年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学生时代的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也用不着他们做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只有“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而文章的重心却在强调：“不要忘记，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社会里不得已的事”，是“不可长期存在的”。那么，作为正常状态，学生需要干什么呢？胡适提出了三点：第一，要过“学问的生活”，认真读书。第二，要参加“团体的生活”，进行基本的民主训练，比如讲究民主秩序，“要容纳反对党的意见”，“人人要负责任”等等。第三，参加“社会服务”，如举办平民夜校，进行通俗演讲等。——可以看出，胡适的引导，还是坚持了蔡元培的基本教育理念：要使北大成为学术的圣地，社会思想文化的中心，而把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暂时不得已的救急办法”；在现实的层面，也是与校方把学生引回教室，实现北大的学院化、体制化的努力相配合的，胡适并不隐晦他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活动的方向，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学校内外有益有用的学生活动上去”。——胡适一直到晚年都坚持这个观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为政治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干扰；因此，他要“拨乱反正”。但是胡适却永远面临一个历史的尴尬，因为他的理论和主张的前提——一个政治清明的，能够充分表达民意的现代民主制度在中国始终没有出现；相反，他一次又一次地寄以希望的政府，都偏偏是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的专制政权。从192６年北洋军阀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到国民党政府1935年“一二·九”运动、1948年“一二·一”运动中残杀学生，都使胡适陷于极端被动的境地：他要学生别管政治，但政治要管学校，并且不断地屠杀学生；他的“不干预政治”的主张，和政府的观点事实上很难划清界限，像国民党政府就正式发布命令不准学生干预政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胡适总体上还是站在学生这一边的：无论是“三·一八”惨案，还是“一二·九”运动，以至1940年代学生运动，胡适都是出来努力地保护学生的，基本上维护了他的民主的自由的立场。但他在保护学生的同时，还是坚持要学生回到课堂，不要干预政治。这样，他这一生和学生的关系，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学生闹事，政府镇压，他支持学生；支持完学生还是要学生回来；政府又镇压，他又出来。最后弄得两头不得好——他为学生说话，政府当然不喜欢；他老叫学生回到教室，而血气方刚的学生总是觉得“偌大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怎么会听他的话？并且会觉得他太软弱，甚至为政府说话。这大概就是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吧。　txt小说上传分享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9）

正当胡适急于出来“纠偏”、“引导学生”时，鲁迅却保持了沉默。翻阅《鲁迅年谱》就可以发现，在五四之后的几年间，大概到1924年，鲁迅主要精力在从事创作、翻译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从1920年开始他在北大上课也主要是讲小说史），杂文写得很少，也就是说，他很少对社会问题和思想文化界的问题发表意见，对于北大，也只是就讲义风潮发表了那一次颇为特别的看法：对于校方与学生群体他都提出了质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