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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合作建房模式是在种种约束条件下的最佳选择，其依赖开发商是无奈之举，因为当地政府不允许个人和社团参与地块招投标，而建房者给予开发商的3％的利润几乎是市场所能见到的最低利润。同时，为防范风险，合作建房会员资金找到了“托管方”——温州龙湾农村合作银行蒲州支行，合作建房的会员们以个人名义把资金存入正元公司的账户，会员、房开公司和土地出让方委托银行监管，实行“专款专用”，“只有在合作建房代表、银行、开发商、土地出让方四方全部到齐的情况下，才能对这笔资金进行支配”。这种各方共同背书的第三方托管形式甚至比我国资本市场的资金使用制度更为严厉。我们没有理由不信任民间市场智慧与自我保护意识。

不相信本土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以种种想象中的危机或者成熟市场的些许惯例对新兴的市场模式大加挞伐，正是转型经济常犯的错误。

从根本上说，取消温州个人合作建房的合法地位，是让房地产市场中的消费者主权彻底沦丧，进而使市场更加混浊。笔者曾经说过，在一个相对混乱的初级市场，允许消费者发挥主动选择功能，可以起到澄清之效，起码在成本方面不再无据可考、各方推测相隔天壤，同时有助于建立市场均衡价格的中轴线。消费者主权对一个相对封闭的暴利市场可以起到反向制约作用，政府真想让房价下降，借助消费者的力量是上上之选。

说到底，不论是对于垄断价格的监督，还是政府行政成本的高启，或者预算外收支的混乱，在缺乏消费者主权与经济*的情况下，又有哪一条取得过良好效应呢？某些论者以西方的合作建房之少（据称也达到10％）反证中国房地产市场不应该产生合作建房模式，是犯了前提条件错置的错误。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西方是否有集资建房形式，而在于西方是否有完善的法律保护消费者主权，只要保护完备，就能够形成强大的制约力量。

美国二战后为退伍士兵建设大量廉价房、消费者获得巨额民事赔偿等案例，就是消费者主权的最好体现。合作建房本是消费者不堪盘剥的无奈之举，因此突破重重障碍中借助集资希图获得一定的市场话语权，本是合法合理之举，政府也应对此反躬自省。除非反对者能够证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能够体现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的意志，否则，就不应该以西方市场合作建房少这样的荒唐借口来剥夺本土消费者的选择权。　。　想看书来

第一篇第三章　消费者，抱怨与投资两不误（2）

尤其是在房地产越调越涨的背景下，政府所实行的政策似乎与摧抑房价南辕北辙，抑制房贷更像是为了减少金融风险，收取各种交易税费更像是在打击交易抑制需求，疗治房地产官企*与建立廉租房制度雷声大雨点小，高房价得到有力支撑。市场做出了恰当的反映，二手房交易受到沉重打击，一手房市场价格得到有力支撑。以北京为例，据有关统计，由于价量背离明显，北京二手房均价逼近9000元。与此同时，北京2006年6至9月房价同比分别上升了、、和。打压温州集资建房，说到底，无非是将消费者主权屏蔽在房地产市场之外，从而形成一个任人调控、予取予夺的玻璃市场。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永远无从知晓成本构成的合理性，也无从了解利润的恰当程度——眼见得房地产商与国土资源部门对于高房价互相推诿，却无从做出清晰的判断；只看着房地产价格在调控中声声催涨，却无从了解市场的变化趋势。事实上，消费者主权一天得不到保障，政府的经济适用房政策一天得不到落实，所谓的平抑房价由于缺乏基本面的支撑，只能是镜花水月。（2006－12…20）

开征物业税能降房价是呓语

房价顽疾久治不愈，决策部门与经济学家纷纷使出绝招，这边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刚刚论证完所有资产都应该征税，那边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樊纲又提出房产税是稳定器，人们应该为房价的上涨而付费。

先不提购买的商品房土地使用期限只有70年这个让人伤心的数据，在房地产这方面，国人不可能有恒产。按理说，所谓物业税等等应该与中国百姓绝缘，因此，政府才一次性收取了各种税费，其中就包括了土地交易使用费。先抛开物权理论不谈，有几个具体的问题应该先提出来。

第一，我国还未能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征税制，因为各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在征收物业税后，如何把那些2个人与6个人享有200平方米的家庭区分开来？如果不能区分，对不起，那等同于铸币税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