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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将东西放进火炉里会立刻着火的，当时的情景就是那种样子。”

“我用一只胳膊划水，另一只胳膊抱着孩子，一只木筏漂了过来。我把孩子放在木筏一角，我还划着水，反复用水浇在他头上。我把头浸在水中，不停地又往孩子身上泼水。

“就在木筏右边有一条小船，上面有两个人，我朝他们叫：‘请救救我的孩子。救我的孩子，不要管我。’他们划近木筏，拽上我的孩子，也让我上了船，我们漂向下游。”

这两人救了桥本良子和她的小男孩。她一夜时而醒来，时而昏迷过去，船载着烧焦的躯体缓缓前行。

“我整晚听到哀号，”她告诉我，直到现在我仍然幻听到他们的哀号，哀号呻吟像饥饿的蛤蟆。在我的后半生，我讨厌听到蛤蟆发出那样的叫声。”

康介是一个22岁的学生。他父亲是当地空袭警报员，他坚守岗位，以身殉职。康介跑着，“我朝天上看，看到B—29轰炸机在盘旋，”他回忆说，“他们的飞机被火光映得都变成了红色，那些飞行员看到下面像蚂蚁一样乱跑的人群，一定感到好玩。我几乎都能看到美国飞行员大笑的面容。魔鬼，婊子养的，我痛不欲生。从那以后我开始从心底里恨透了美国人。”

但是这些美国魔鬼飞行员在价值60万美元的飞机里并没有发笑。实际上，他们没有在想伤亡人数。

“我们没考虑平民，”罗伊·科林伍德后来告诉我，“我们担心我们能否驾驶B—29轰炸机赶3600英里的航程，那些飞机并没有某些人想像的那么可靠，我们还担心日本人把我们击落。”

“我们并没有多想我们到底在干着什么，”艾德·里查德森补充说，“我们要活下来，我们努力干完我们的事情，然后回家。我们只是按上司的吩咐做，我们没有什么疑问。”

“我们没想往人身上扔炸弹，”科林伍德这样解释，“可是当你在3平方英里的区域轰炸21个军事目标时，你不可能既击中目标又炸不死人。”

“在5000英尺高空上，你能闻到血肉烧焦的味道，”切斯特·马歇尔回忆道，“一种香味。我问：‘闻到的是什么气味？’有人回答：‘是血肉烧焦的味道。’”飞行员哈里·乔治反驳道：“血肉是一种焦糊味，很难闻。”

“大概在地狱里看到的情景也不过如此吧。”哈利回忆道，“我们心里很难受，要赢得战争只能这样，特别是全面赢得战争。”

3月10日凌晨两点三十七分，有了清晰的信号。飞行员在东京上空扔了2小时40分钟的汽油弹，他们飞回大本营的这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熊熊烈火一直在燃烧着。钮威尔·菲尔斯说：“我们能看到100英里外或更远的地方，烈火在燃烧。”

黎明的时候，桥本良子勉强睁开布满灰尘的眼睛。

她说：“我朝天看，纳闷那是否是月亮，可它是太阳，但看去就像模糊不清的月亮。仿佛世界的末日到了，太阳失去了光泽。”

营救他们的人把桥本良子和她的婴儿送到医疗机构。她回忆说：“沿途，她看到尸体就像烧死的树林，脸肿得大了一两倍，还可以闻到肉的焦糊味。”

她和两个姊妹幸存下来，父母亲和一个妹妹烧死了，孩子也救过来了。

良子很幸运。但其他10万人是不幸的。

世界史上最大的杀戮日刚刚过去。这天死亡的人数超过了后来原子弹在长崎致死的人数。只有广岛的伤亡人数，比这一天略多一些。

幸存者像沉默的幽灵，穿过这荒凉的风景。许多人实际上都被烧烤了，他们的皮肤终生带着黑瘢。在这依然还闷烧着的风景上，升起一缕缕的烟。韦斯回忆说：“看着肿胀、变形、炭化的尸体很像巨大的人参根，没人能分辨出他们原来是男人还是女人。”

岩岛在寻找他的妻子，他说：“由于油烟很重，很难睁开眼睛，我用拇指和食指强把它们撑开。”最后，他找到了三具烧焦的尸体，他相信那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他妻子成了炭化的尸体，两个女儿也是。她们的衣服都烧没了，但是他猜想是她们，因为在他妻子身旁，还有一具烧焦的小尸体。岩岛说：我的妻子怀孕了，而且分娩期过了三四天，很可能就在她被烧死之前，生下了那个孩子。”

竹中美惠那时14岁，她一瘸一拐地穿过冒烟的废墟。她回忆说：“我看到许多死尸。我必须用脚拨开他们才能走。我去了地铁站，那里的人衣服都烧光了，我看到一个人站着，就去向他问路。我碰了他一下，他就倒下了，他死了，我吓得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