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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的冒险举动，但直到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他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带来北京已发生政变的消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遂和盘端出了维新派围园兵变的密谋。此事在袁世凯亲信张一《心太平室集》及荣禄亲信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均有所载。

张一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左右，所记当由北洋幕府或袁世凯口中听闻，其告密真相与袁世凯后来编造的日记《戊戌纪略》不同；陈夔龙戊戌政变后不久入荣禄幕府，他与袁世凯不睦，所记应是从荣禄口中听闻。两人所记袁世凯告密之情十分接近，即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而是在八月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后，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事情经过大致如下：

袁世凯初五日返津。一天后，即初六日，杨崇伊至天津，向荣禄报告了太后训政的消息。袁世凯拜谒荣禄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从杨崇伊处得知太后训政消息，但“佯作不知”。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且受光绪帝封为候补侍郎，荣禄心存疑虑，故而见袁世凯时“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见卫兵夹道罗列”，又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吓坏了。陈夔龙记载：“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张一记载：“袁乃跪求荣为做主。”他害怕康有为供出谭嗣同夜访其于法华寺之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维新派“杀禄围园”、劫持太后的兵变密谋和盘托出。

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慈禧太后才得知维新派围园兵变的密谋。八月初九日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

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清廷大肆搜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拒绝出逃，他向友人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八月十三日，清廷不经审讯即处决“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状，有指维新派“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等。这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内容已反馈到北京。

至于袁世凯，慈禧太后最初认为他是维新一党，参与围园密谋，并未主动出首，“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荣禄却看中了袁世凯的才能，为袁力保，最终以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袁世凯不但被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人说袁世凯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并不为过。

尘埃落定，反思一切，不能不承认慈禧太后目光的老辣。事实上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倾向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密切联系，不但与闻兵变之事，参与、支持密谋，而且作出过使用兵力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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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第一人（1）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病死，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二十八年初，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并在保定创立北洋军政司（后改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且抓住了清朝京畿的警权。此后，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号称一人身兼八大臣，势力从军事急剧扩张到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的局面。袁世凯的权势已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

在当时西方人眼中，李鸿章是“中国第一人”，是中国的改革之父。而袁世凯是李鸿章的最佳继承人，他“一直负责推动整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少数可以左右李鸿章之后的政局、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人物。一位采访过袁世凯的美国记者说，袁世凯是清朝趋向改革和进步的高层官员中的“第一人”，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他“虽然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素质全面”，具有“异常才智”且“野心勃勃”。他善于利用政治时机并有能力把自己推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吸取了中日战争和义和团式反西方的教训，主张尽量寻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谅解，以便推动保守的渐进改革。

光绪二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