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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园”、劫持太后之谋。

据此，上述学者以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出而训政，与袁世凯告密无关，而是新旧两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是守旧派的既定步骤。袁世凯日记《戊戌纪略》所记，不足为凭，是袁世凯为平息传言、洗刷自己、塑造始终忠于朝廷的形象而精心编造的谎言。

尽管如此，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慈禧政变并非与袁世凯告密无关。

有个别人提出，袁世凯告密不是在八月初五日返回天津之后，而是在见到谭嗣同后的八月初四，袁世凯告密是造成慈禧提前回宫发动政变的最直接原因。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齐后来回忆，他曾听见老家人卞爽琴说：

记得是戊戌那年，有一天下午八点多钟，忽然有一个人求见袁大人。门上拦不住，他直入大人书房。当时我们在窗外偷看，看见大人精神很不安。那个人态度很严肃，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一个簿子，请大人在簿子上签名。大人开始有为难的样子，最后还是签了。过了一会儿，就端茶送客。那人走了以后，大人就匆匆去某亲王处。过了几天，听说太后把光绪皇帝囚在瀛台，把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个人杀了。后来才听说，那天晚上来的那个人就是谭嗣同。

多数人认为，袁世凯告密虽在政变之后，没有直接导致政变，但却致使事态扩大，令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六君子”被杀，变法彻底失败，因此袁世凯告密仍然与慈禧政变摆脱不了干系。

当京津一带盛传秋天慈禧与光绪赴天津阅兵之际光绪将被废黜时，维新派几经筹商，由康有为上密折建言：请仿日本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

康有为对几个握有重兵的将领进行了分折，认为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可为“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是，光绪于八月初一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候补侍郎，专责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此举引起后党惊惧，荣禄谎称英俄在海参威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将聂士成军调驻天津、董福祥军调驻北京长辛店，命袁世凯迅速回防，以防他变。京津气氛顿时紧张。维新派决定铤而走险，由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举兵勤王。

戊戌政变前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讲述维新运动史的著作都不能不提及它。关于夜访情况，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都有较详细的记载。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主要情节可靠，大多数的次要情节也可靠；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则有意隐瞒维新派“杀禄围园”、劫持太后之谋。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八月初三日晚，谭嗣同秘密至京郊法华寺见袁世凯，要他亲率敢死将士数百名，拥光绪帝登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慷慨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又表示立即举兵勤王有困难，说：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

谭嗣同无奈，只得同意等到天津阅兵时再作计议。几乎是同一天，御史杨崇伊（李鸿章亲家）通过奕劻递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密折除了攻击维###和帝党外，特别指出要防止维###同东人（日本人）勾结乱政：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戊戌前后（3）

当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来中国访问，“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为顾问官”，“持此议者甚多”。慈禧不担心维新派上书言事，却担心他们掌握武装、与外国势力联合。当天傍晚，光绪离开了颐和园，并将于八月初五日会见伊藤博文；袁世凯则将于八月初五日陛辞出京。慈禧对此不能不防，遂决定乘时政变。八月初四日，慈禧带领随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皇宫。光绪慌忙出迎，慈禧不理，径直进入光绪寝宫，将所有章奏归拢在一起携之而去，一面怒斥光绪：“我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道：“我无此意。”慈禧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从这晚起，光绪即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此后他虽还有些活动，但已处在慈禧及其爪牙的严密监视之下。八月初六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太后训政，并命逮捕康有为等人。

当事情紧迫之时，袁世凯并不敢做出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