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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动手,就将黄庭芳招了回来。后来负责研究对日的政策。
晚些时候,中英、中法谈判,也相继开始了。不过,两国的要价,仍旧很高。看来,暂时是不会有进展了。
日本的谈判,最是复杂。日置益在与唐绍仪、黄庭芳谈判的同时,蒋百里也前往东北。在那里,有一场同样重要的谈判——《中日秘密同盟》,在等着他。当然,在名义上,蒋是去接替汪道铭的。
日本选择去东北的谈判代表,很是费心。既要能够做主,却不能引人瞩目。要知道,这么重要的谈判,持续几个月时间,是很平常的。而一个重要人物,突然消失了,傻瓜都知道有问题。于是,原台湾总督后藤新平和币原喜重郎、田中义一等人被任命负责此事。
蒋百里到了东北,接手后,就立刻展开了一场战,呃,算战斗吧——规模实在太小。这个,有点儿对不住汪道铭了。事先,汪道铭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安排就绪,蒋百里到达后,就宣布了一下“进攻”,就把“收复国土”的美名揽入怀中。
国防军对宣布独立的外蒙古,展开了一次进攻。这是早就打算好的。只是东北的局势,一直不是很稳定。整编、剿匪、日军等等,就把事情拖了下来。让蒋百里捡了个便宜。这次作战意义重大,却是很简单的一次战斗。
国防军筹集了四千五百辆卡车,部分运送物资,部分安装上钢板、机枪,甚至三七速射炮和迫击炮,每车装载上五、六个士兵。要速度:载重六吨的卡车,最高速度能够达到20km/h,现在只装两吨,轻松就跑到4、50km/h。要火力:每车两挺重机枪,来多少骑兵,也是白给。
具体的战斗经过,就不说了。
享受了几百年的蒙古贵族,已经失去了先辈吃苦耐劳的意志,舍不得放弃自家的财产,阵地战怎么可能打得过国防军?外蒙古独立,本来是俄罗斯支持鼓动的,但俄罗斯现在自顾不暇,白军与红军打得一团糟,怎根本管不上蒙古。以蒙古伪军而言,武器不如,训练不如,士气不如,国防军还是有备袭无备。自然轻易获胜。
10月19日,国防军攻克库伦,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
10月底,乌苏雅里台、科布多均在兵临城下时,投降了。
至此,国防军收复蒙古全境。
国防军将在这里驻扎一个师的常驻军,并开始实施一些“税收减免”、“普及教育”等优惠政策。蒙古的稳定,民政也是很重要的。
与此同时,一条连接库伦、乌苏雅里台、科布多,通往张家口的铁路正在筹划中。
虽然太平汽车厂在生产卡车的时候,我已经要求其预先考虑这些问题,并在美国进行了实验。然,在实际战斗中,卡车还是出现了一些,由于气候和温度等原因而造成的问题。好在问题多半不严重,修修就好,问题严重的卡车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是,问题反映到参谋司后,太平汽车厂仍然被要求改进。要不然,在更寒冷的地方,如何作战。
第57章
1918年11月3日清晨5:55,我乘专列到达北京。
因为没有声张,来接我的人并不太多。只有陈庆良等文武高官。我与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就离开了火车站。稍后,戒严就取消了。自我离开列车,王敬英(警卫队长)就带人一直围在我身边。这也算是习惯了,我的警卫一向戒备森严。卫兵都是特别挑选的,受过专门的训练,不仅枪法好,且个个身材魁梧——可以为我挡枪。
来北京之前,秘书刘翼然曾问我,“到北京,是低调一点儿,还是大张旗鼓?”
我有些儿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我并不是个城府很深的人,我的习惯,亲近的人都清楚,刘翼然跟了我也好几年了,不可能不清楚。
刘翼然见我诧异,连忙解释道:“总统,我自然知道您不想扰民。不过,此去北京,总要有些声势,才好。”
这话非常有学问。什么地方有学问呢?
第一,是称呼。我在起义之初,称呼我什么的,都有。后来,关系密切,或身份相当的,就称我的字;普通称呼,则是“都督”。待国防军席卷八省后,通称则变成了“大帅”。“总统”是最近以来的称呼,自攻克北京后,这称呼就固定了下来。
第二,“不扰民”。老实说,我当学生时,最烦组织我们去迎接某某人。现在,却也不会自高自大,感觉自己被“万人景仰”。一句话,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其实并不在意,是张三,还是李四成为国家元首。在我记忆里支持率最高的时候,应该是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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