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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队伍。英明的领导们预见性很强，把全乡群众划了几个片，分期分批进站交粮食，虽然仍要排队，一般的，排不到一天，就可以把粮食交上去了。

上级提倡交公粮，卖余粮，所以，大家都没有按照自己分配的任务交粮，而是都多交了一倍以上。拿到交粮条子以后，刘继安把条子收集起来，交给了村里，村里再拿到乡里进行结算。扣除了乡统筹、村提留这些五粮三款，分到各家各户的钱基本上没有了，大家也不见怪，因为事先已经算好，交上去的粮食，公粮和余粮折成钱，足够他们扣了。

刚刚单干的前几年，年年丰产，屋里盛不下了，家家户户喜欢把多余的粮食卖出去。可是，粮站没有那么多的仓库，也装不下了，国家调拨的速度跟不上形势发展，上级开始限制收购，严格控制群众上缴粮食的数量，再也不提倡卖余粮了，这就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卖粮难”。

我们寨子里的老百姓，没有多少副业收入，全指望用卖粮食的钱抵顶五粮三款。况且这几年乡、村领导学能了，发明的扣钱名目越来越多，除了五粮三款，还有各种“民工建勤以资代劳”啦，“保险”啦，“人防费”和“畜禽防疫”啦等等说不清的项目，累计起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再说，卖粮本身，也是群众干了一年换成现钱的机会，夏季卖小麦，一季管全年的上缴款，秋季卖粮食，是落到自己腰包里的。小孩子要上学，年轻人要婚嫁，老年人要下葬，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没有钱啥事儿都办不成，不卖余粮怎么行？于是，多卖粮的呼声越来越高。

我们县里的崔县长，冒着政治风险，跑到省里为民请命，终于要回来了增加公粮收购的指标。分配下来，各家各户增长了一倍多，老百姓好好地喜欢了一阵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乃社写下了那首诗，###了他长期潜存在心里的“小农经济意识”。

毛主席的辩证法真的厉害，他老人家说“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的规律十分灵验，又过了两年，沉重的粮食任务又成了老百姓的负担。任务上去了，就降不下来了，收成不好时，仍然得上缴那么多的粮食，老百姓又开始咒骂起那个早已调走的崔县长来，骂他太缺德，把任务长上去了，一拍屁股就走了，下一任的虽然不姓崔，也是“催命鬼”。到了夏粮征购的时候，干群之间形成了相互敌对的关系，一些不愿意交那么多粮食的人，想方设法给领导对赖，让他们征收粮款的茬子越来越高，征收的难度越来越大。

孙乃社把几年的账本子摆在一起，算了一笔细账，终于发现种粮食，不但不赚钱，而且赔钱。精打细算，扣除种子、化肥、农药，一亩地基本上扯平，所有的劳力投入等于白干了。于是压减经济投入，谁知产量降了下来。孙乃社再也无心写诗了，开始对那几个鼓噪上访的人打心眼里赞成。后来，“上访专业户”刘继先他们几个的炮弹，有一些典型的数据，就是孙乃社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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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大肚（1）

80年代最初的那一年，计划生育工作被列为基本国策，一上来势头很猛。许多识字的中国人都知道，最早提出中国要搞计划生育的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这个活了一百岁的老学者，据说有大小两个老婆，一个叫张团妹，一个叫王仲贞，两个女人为他一共生了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快六十岁的老人马寅初，可能痛感孩子多了，是一种拖累，再加上走遍美国，学识渊博，忧国忧民，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理解深刻，在1958年就提出中国要搞计划生育，谁知与伟人毛泽东的理念相差甚远，于是挨了大批判，被打趴下了几十年。“批了一个人，多生好几亿”，到我说故事的这一年，我们寨子里，家家户户都是多子女的大家庭，比刚解放那一年的人口膨胀了五六倍。

我们马寨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国政坛上，曾经为人口生育进行过如此激烈的斗争，要是知道的话，肯定站在毛主席一边。尤其是那些小门小户的人家，真是沾了他老人家的光。多子虽然没有多福，他们依然在传宗接代上，有着不懈的追求和旺盛的精力，对于生育后代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山里本来土地资源缺乏，人口剧烈增加，吃穿都成了大问题，反正依靠的是大集体，劳力多了，当然挣的工分也多，没有人肯替国家分忧。

实际上，毛主席在世时，已经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当时，一些领导讲话时，幽默地动员上上下下，干部职工群众，“男的要###，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