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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勋,皆大略相同。”(马之骏《高文襄公集序》)
所言极是。
生也苦短,哪里还能顾及什么“毁谤盈箧”了。有异姿者,必有庸人难以认同异行。“当直几番清座久,隔帘时有御香飘”( 曾棨诗),这样的机遇,人生能有几回?趁着东华门的紫气祥云冉冉飘起,哥们儿,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张居正入阁的头三年,负责的是边防军务。文渊阁里,书香满溢,但边塞的警号却常常扰了他的好梦。
书生报国,也须知兵。张居正年轻时,学的是“万人敌”,兵法谋略读了个烂熟,进翰林院后又研究过山川形势,如何御敌自是了然在胸。此时,正是他施展的时候。
中国的事情,向来是知易行难。经天纬地的法子,说是谁都会说;到了实际去看,你面对的,简直如烂泥一潭。
大明帝国的北边,有凶猛异常的鞑靼。这是大明的百年恶梦。北宋覆灭的悲剧,也是本朝大臣常常要提及的一个话头。为了防备这些虎狼之师,明朝修筑了漫长的边墙。边墙之内,共设有九镇(九大军区);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固原。这就是所谓的“九边”。这一线连绵边防,看起来威风凛凛,但实际却挡不住鞑靼的铁骑。
明代的“边兵”,还算是精锐的,可以一拼。“京营”(内含土木之变后于谦组建的“团营”)就要差得多,但也还能打。至于其他各州府“军籍”的兵,全部沦为了杂役,给衙门和当官的人家建房、背粮。那时连一个秀才都可以支使大兵给自己干活。因此全国120万兵员,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在当劳工。
国家出了官田养兵,结果给大小官员们养活了百万劳工。要是创建“军籍”的朱老皇帝能起死回生,难免当场高血压发作,还不知道要剥多少人皮才能解恨!
“九边”的兵,却是要用来打仗的。边境一吃紧,兵当然就不够用,要添人。而添人就要花钱,边防军费开支之巨,让张居正无法安枕。嘉靖初年,每年所费才不过59万两,到隆庆这时,早已飙升到260万两以上了。
当时的情况是“边臣日请增兵,本兵(兵部)日请给饷”,张居正头都要大了。不仅如此,他还甚为怀疑:兵马数目是不是实数?军饷是不是都用在了实处?这中间的黑洞究竟有多大?
他在给一位盐务官的信中谈及此事,也只能叹气:“今边费日增,计每岁所入之数,尚少银四十余万两。民力已竭,费出无由,日夜忧之,不知所出,奈何奈何!”(《与应天庞巡抚》)
前方兵不足,将领也有一半是畏战的。俺答部落连男带女才10万余众,能上马杀敌的不过3万,兵锋所及,竟像在自己家里遛马。若不是边将怯战少谋,又何至于此!
中枢发号施令的的兵部,又是油滑官僚霍冀在主政,对边将冒功领赏的睁眼闭眼,而真正杀退了敌人的又故意压住不赏,估计全是看贿赂多少而定。如此赏罚不公,即使有敢拼的边将也不拼了——看来做人不能太老实!
堂堂大明的国防部,国家安危之所系,居然能任用这样的尚书,大明的所谓国防,不是跟开门揖盗差不多了么?
危若累卵之势,张居正能否撑得住?看他当时给各边将写的书信,不得不佩服他确有指挥三军的帅才。首先,他调派了王崇古、方逢时、谭纶、李成梁、戚继光等将领,各统大军于九边,互为犄角。这些人都是一代名将、国之干城。在后来的表现也相当不俗,不负张居正的厚望,为他扎扎实实守住了最吃紧的蓟辽一线。
张居正是聪明人,他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唯有打仗来不得虚的。用将,就一定要用能打的。像严嵩奸滑一时,却只用了个草包将军仇鸾,又有何用?只能是在皇帝面前给自己丢分。
对于前线的军事,即便微末小事他也很留意。国运之所系,在这个时候,赵括是万万当不得的。
他入阁后不久,蓟辽总督谭纶建议,要在蓟镇前线修建敌台,也就是碉堡,每一里一个。台内驻扎兵卒,平时负责了望,战时可以出击。张居正立即接受了,并督促操办,用了一年时间,大功告成。他在一开始写给谭纶的信中,问得颇为详细,看出决不是个粗枝大叶的人。
他问:昨天看到你的建议疏奏,这的确是个“设险守要”的好办法。兵部马上就要批复了。但你说一个敌台需要50个兵,那么1000里就需要5万人。不知这5万人是让原来镇守的兵充当呢,还是另外找。要是用原来的兵,那么城里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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