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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地去“清库”,有点钱就运回皇宫来供他玩乐。天天晚上看灯会,喝酒取乐,以为盛世已经千秋万代。
真的就千秋万代了么?灯山酒海里,人也难清醒。草莽之夜啼,难以越高墙。
可是张先生关于“危民易于为非”的警告,并不是在吓唬他。祸起萧墙的时候,上吊可都找不到安静的地方了。
最后一条,第六议,讲的是边防的事。这事,是当务之急。
就在张居正上这道疏的前一年,隆庆元年九月,秋高马肥,俺答曾率6万骑犯边,寇大同,陷石州,另一彪人马土蛮部落犯蓟镇,抵滦河。北京再次戒严,有人甚至吓得弃官逃走。到十月敌人才退去。大明帝国又被折腾一回。
张居正是个博览群书的人,颇知兵事,负责国防后,更是相才将才兼备,确有些诡异的天赋。他对军饷、兵源、选将等诸多事宜都有独到见解,这里不详述了。同时他还提出了举行“大阅”的建议。大阅,就是大阅兵。一是能够检验官兵能力勇气如何,二是可宣示远近,让人知道皇帝已加紧了军备,以此煞一煞狂虏的锐气。
从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起,迄今已经19年过去。这19年,官场历练把他造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相才。当年还不过是书生论政,颇逞意气,现在提出的这几条,都是成熟的治国之道。
《陈六事疏》的命运,也比以前的那一道疏好些,隆庆好歹批了几个字,说“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其见谋国忠恳,该院部看议行”。
奏疏交到各部去议了,有些大臣不禁感到兴奋,总还可以谈论一下实事了。都御史王廷、户部尚书马森、兵部尚书霍冀,都有谈感想的折子上来。不过说一通,也就罢了。
张居正可能会失望,也可能会彻底明白——明朝的变革,靠的不是观念,而是权力。一个末相,说得再多又怎样。当然万历年间也有人看出来了‘,他这奏疏,虽然没有毛遂自荐,但自我推销的心机已经表露无遗(《国朝典故》)。张居正多年后回忆,说此举是“往者冒昧,妄有所陈,诚激于时弊,不得已耳。”(《答广西熊巡抚》)
冒昧我看倒谈不上,有激情才是真的。
政治上的作为不作为,全在于有没有激情。在位者若没有激情,老百姓也就过闷罐式的日子吧。年年说皇恩浩荡,年年却是积弊如山,河清有日乎——我等到花儿都谢了!街头贩夫都看得清的事,以皇帝的英明为什么老看不见?
张居正的条陈一上,与高拱的思想不谋而合。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有一个《除八弊疏》准备上奏,不巧老皇帝要咽气,就压下一直没交。高拱的条陈,简直就是张居正《陈六事疏》的另一版本,自此他对张居正另眼相看,视为同道,是大有可能的。
《陈六事疏》中法家的痕迹太重,当朝的心学一派和因循官僚自然如芒在背,诬张居正为“小人”的舆论也就从此发端(然忌我者也自此始矣)。
条陈在皇帝那里几乎没反应。但隆庆独独对“大阅”十分感兴趣,他和武宗一样,都愿披战袍、跨骏马,装一回大将军。上疏第二年五月,隆庆下诏要准备秋季大阅。到九月,十多万人马齐集京城,'奇‘书‘网‘整。理。'提。供'京营、边将、爵爷、锦衣卫特务轮翻操练、比试骑射。“龙旗照耀虎豹营”,一时间也是烟尘滚滚,煞有介事。
当时和后来偶有人反对这次大阅,说是劳民伤财,花了二百万(有夸张),摆个花架子,说是张居正为了讨好皇帝才出的这馊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阅兵吓住的敌人吗?有钱还不如接济一下边防军家属。但是阅兵毕竟起了点心理作用,境内就哄传要收复河套了,俺答估计也知道了风声——汉家郎毕竟不是好惹的。
隆庆初年张居正的这个上疏,不过是他后来龙吟虎啸的一声初啼。入阁后,他这还是头一次露锋芒。昏昏者只见其奇谈怪论,昭昭者却能见出他志在廓清。我们明白了他的抱负之后,也就可以索解他后来与高拱愈走愈近的原因。
大明帝国沉疴在身。这样庞大的一坨,生,生不得;死,死不掉。它等待的就是有回天之力的国手,能给他痛哉快哉地来一针。
天不负居正,给他送来了一时瑜亮的高拱。自隆庆三年起,一年之内,高拱赶走了内阁里挡道的腐儒,开始了史称“高张联立”或“高张并相”的祥和时期。
我们兄弟俩,终于可以做点事了吧?
时有人曰:“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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