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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斗争有困难，站不住脚。所以有些老人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的客观环境，是不允许主力部队回去的。这种观点，也不是一点根据没有的。

从敌情看，“冀中平原根据地，在敌‘五一’大‘扫荡’后的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是坚持斗争的最困难时期。”“直到1943年6月底，斗争形势依然是严峻、残酷的。1943年6月底前，敌人修的点碉密度达到顶点。冀中全区有点碉1753个。”“村政权大部分仍资敌，还有一部分对敌我双方都供应的‘两面政权’，不供应敌人的村政权极少。”依仗着重兵压境和堡垒林立，“五一”大“扫荡”后日本人非常猖狂，几十个人，几个人甚至单个人都敢到处乱窜。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参谋冈本孝行大佐在谈到“冀中作战后的状况”时说：旅团最初进驻时，在警备区内，如果没有一个步兵中队以上的兵力，就不能自由行动；而经过剔抉周之后，到12月份，不带警卫人员也能随时外出视察了。

冀中平原上的八路军武工队

这么几个、几十个鬼子，为什么就不能打一打呢？“五一”大“扫荡”后没有离开冀中，一直在当地坚持斗争的七分区参谋长苏锦章老人说：“本来，打击分散外出‘清剿’之敌并不困难，但是，退出战斗和转移时，却易于被敌人利用碉堡体系前堵后追，四面受敌，而受到损失。因此，如何解决我军打与走的矛盾，即成为我军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迫切问题。不但如此，敌人以烧杀手段实行‘民匪分离’的政策，致使群众较普遍违心地产生了不愿让我军住房，和不愿让我军在其本村打仗的现象（特别是怕我军‘捅马蜂窝’），打与群众的暂时利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不顾群众和两面政权人员的情绪，仍然机械地按照战争的一般原则去办，就会脱离他们，陷自己于孤立。结果，不但不能消耗敌人，而且连自己也不能保存。当然更谈不到坚持冀中游击根据地的抗日游击战争。”

八路军和游击队进攻日军碉堡

打吧，不行；不打吧，也不行。这恐怕就是“五一”大“打荡”后一段时间内主力部队在冀中难以站住脚的原因吧。直到1943年夏季青纱帐起来之后，这种状况方有所变。这一时期日本人在冀中的兵力大大减少，“一九四三年五月份日伪在冀中兵力与上年同期相比，日军减少50�7％，伪军增加40�5％。在冀中1700多处点碉中，由伪军单独守备的占3/4，日伪混合守备的占1/4，日军单独守备的很少，配备也很分散。”敌情有了变化，我方地道工作、两面政权、敌伪军工作等又有了发展，形势才慢慢好起来。不过不要忘了，1943年青纱帐以后，也仍是敌强我弱。“开始恢复根据地时的敌我斗争形势仍然是严峻的，我仍处被动地位。”由此，从敌情和冀中的实际情况看，“五一”大“扫荡”一结束，主力部队要回去的话，恐怕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也站不住脚，只好又退回路西。当然，如果指挥巧妙，打几个大胜仗，也有可能是付出代价后，能站住脚，这些结局都很难预料，有时候，事后诸葛亮也不那么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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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路西去，到路西去（7）

冀中既然回不去了，那么，只有少数干部离开了路西，或潜回冀中开展工作——即所谓“咬牙干部”；或奔赴延安进行学习——即所谓“建国干部”；大部分干部仍留在路西，也没有安排太多工作，只是集中学习，实际上是“储存”起来，以待来日——即所谓“反攻干部”。

说到反攻，有一件事情似乎应提一提。据《大江南北》杂志1994年刊登的一篇文章说，1942年7月，毛泽东打电报给当时在山东的刘少奇，指示一定要加紧山东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不要丢掉这块未来反攻的基地。文章说，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最艰苦的一年，而毛泽东却想到以后反攻的事，足见毛泽东是站得高、想得远。但文章没有说为什么早不打，晚不打，偏偏是这个时候，毛泽东要打这个电报？联想到冀中的“五一”大“扫荡”，我们很自然要想到，或许是在1942年7月，毛泽东看到冀中这一战略要地、反攻基地局势已难以逆转，生怕山东根据地再有个闪失，故打电报提请刘少奇注意。当然，这只能是一种猜测。说到延安，也有一件事情似乎应提一提。吴西老人讲1943年2月中旬，他接到通知去延安，一共有600多人，由他和帅荣带队。分两批走。约5月份到的延安，到延安后的一天，朱德把他和帅荣——当时在延安的两位级别最高的冀中军区军事干部，叫去，铺开地图，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