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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也不是为了享福来了。再说，人人都有两只手，可以自己生产，保证供给，人人手中都有枪，没有吃，没有穿，可以向鬼子要。再说这精神上的苦：冀中部队和干部到了路西后，因为冀中一时回不去，自然要改变隶属关系或重新分配工作。少数人返回冀中开展斗争，部分人在当地学习，部分人并入路西单位，还有一些人去了延安。这和我们今天一家企业暂时倒闭，人员需要重新安排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个过程，恐怕不是人人那么愉快的吧。吴西回忆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变动。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回路东坚持斗争的是‘咬牙干部’，到教导团学习的是‘反攻干部’，到延安去学习的是‘建国干部’。咬牙坚持虽然艰险，但在冀中平原斗争烈火中锻炼成长的干部都愿意返回路东，为保卫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到冀中教导团学习也比较好动员，一则是学习提高的机会，二则仍是冀中军区的建制，毕业以后还是要打回冀中去的。划归四分区的三个团，变换了隶属关系，对山区生活、作战都不习惯，特别是脱离了冀中的建制，这是干部、战士始料不及的，因而思想上顾虑得较多。”吴西老人只是说，当时人没想到会这样，思想上顾虑较多。一位当时在连里工作的同志，则没有这么含蓄了，说部队从平原到了山区，原来走的是平原，如今走的是山道，原来专门打仗，如今又打仗又生产，生产比打仗多，“许多同志思想转不过弯，爬山骂石头磨鞋，开荒骂镢头磨手。干部管理不耐心，官兵关系不融洽。”总之，是心里没好气。离开了冀中，离开了家乡，每天吃的是黑豆，干的是农活，回来往炕上一躺直叹气，部队又转属到别的军区，心里有些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此，那些被抽出来返回路东——冀中工作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当然精神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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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路西去，到路西去（6）

人们或许要问，冀中的部队，在“五一”大“扫荡”后，为什么没有再打回冀中去呢？聂荣臻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关于冀中主力部队撤离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在敌人重兵压境，大部队活动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主力，暂时离开冀中，转移到山地或是毗邻地区，作大踏步地有秩序的退守，这是完全必要的，许可的。但是，拉起部队走了，没有及时返回去，则是不对的。敌人大规模“扫荡”冀中，部队为什么不可以转到冀南活动？冀南同冀中紧紧连在一起，宋任穷同志一直在那里坚持。那时，日本侵略军还没有修好石德路，在冀南地区周围都有依靠，把几个团撤向冀南，活动余地很大，兜个圈子再返回来，有什么不可以呢？要知道，敌人进行一次大“扫荡”，不是容易的事。它要重新部署部队，需要作一系列的准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刚陷在冀中，不可能马上腾出手来，再对冀南搞这样一次大的‘扫荡’。待敌情变得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再打回冀中去，不是很好嘛！实际上，冀中部队撤离之后，敌人的大部分兵力也很快撤了。我们走了，敌人也走了，问题是我们没有再及时返回去。我们的一些同志，在一般的情况下，觉得还可以坚持平原游击战，而在严重的形势下，就感到坚持平原不可能了。这次撤退，冀中三纵队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东移西转，后来从晋东南转到晋西北去，部队减员不少。

一些冀中的老人也叹气道：“唉，不该回去的时候回去了，该回去的时候又没回去。”所谓“不该回去的时候回去了”，是指1942年5月下旬，敌人伪装撤兵时，一些主力部队返回了中心区；所谓“该回去的时候又没回去”，就是指聂荣臻所说的：“我们走了，敌人也走了，问题是我们没有再及时返回去。”

其实，冀中的领导何尝不愿意打回去？“五一”大“打荡”过后，每一位从路东到路西的人，按照组织原则，都要汇报自己这一段时间的经历、表现。有的还要写成详细的文字材料：哪一天在什么地方？看到些什么？碰上什么人？等等，都要一一写明。有的老人说，“当时也是真老实，连违反了群众纪律，实在忍不住摘老乡个瓜吃，都写上了。”据说，写成的材料多得用麻袋装，通过口头汇报和书面汇报，冀中区领导人还是很了解“五一”大“扫荡”后冀中的实际情况的。

1942年秋、冬，冀中领导机关派得力干部，潜回冀中，进行专项调查。如派原《冀中导报》报社副社长朱子强回冀中调查两面政权的情况，派作战科韩夏东回冀中调查地道斗争情况。9月中旬，吕正操还电令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让他派部队回冀中侦察情况，看能否站住脚。马本斋遂派排长白振武率20余人组成的武工队返回冀中，结果证实部队回去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