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部分(第2/4 页)

起来给人以奇矫的感觉。诗的中心，是从登高望远引出浮世虚幻的哲理，表现一种超越的追求。但是作者缺乏苏轼那种独特的人生感受和妙趣横生的才思，所以诗中的哲理议论显得陈旧而且有些勉强。另如《睡起》后半部分“物不求余随处足，事如能省即心清。山林朝市皆相似，何必崎岖隐钓耕”云云，也是苏轼式的随缘自适的人生观，但说得太抽象太普通。倒是有一首小诗《禾熟》，不着议论，却颇含深意，又饶有情趣：

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

张耒则较多地追溯到白居易、张籍，以平易朴素的语言写了不少反映民间疾苦、针砭社会现实的诗篇，如《劳歌》、《八盗》、《田家》、《和晁应之悯农》等。他曾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东山词序》）这话好像有些道理，但某种程度上却与他写诗的粗率有关。张耒的那些政治诗，也主要是表达他的政治观念而非深切的人生感受，所以他很少把这一类诗写得富有形象特征和富有感染力。比较有意思的是一首《有感》：

群儿鞭笞学官府，翁怜痴儿傍笑侮。翁出坐曹鞭复呵，贤于群儿能几何？儿曹相鞭以为戏，翁怒鞭人血满地。等为戏剧谁后先？我笑谓翁儿更贤。

从群儿相鞭为戏引伸到官吏把鞭人出血视为儿戏，角度新颖，讽刺也算得上辛辣。但进一步说，“群儿鞭笞学官府”这一为作者注意到的生活现象，其实本身可以透视出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只是由于作者急于转到传统的政治批评主题上，而把这一现象仅仅作为儿童的天真游戏看待了。所以说，即使在这首写得较有特色的诗中，仍然可以看出观念化的写作态度对诗歌的破坏。

在苏门诗人中，黄庭坚的情况与上述诸人不同。他虽说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却又与苏轼并称“苏黄”，成为宋诗史上一位开宗立派、影响深远的大家。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他的父亲黄庶是一位学习杜甫诗风的诗人，舅父李常是藏书家，也擅长写诗，他的第一个妻子的父亲孙觉和第二个妻子的父亲谢师厚也都是诗人，这种环境造就他很高的文化素养与艺术素养。他于英宗治平年间中进士，做过一些地方小官和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他的诗受到苏轼的赏识，政治观点也与苏轼相近，仕途生涯因而与新旧党之争纠结在一起。哲宗初年高太后执政废新法时，他被召入京，曾参与修史及贡举方面的工作；哲宗亲政驱逐旧党时，他也被贬斥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哲宗去世后他曾一度起复，但很快又被贬到远在今广西境内的宜州，后来死在那里。有《山谷集》。

黄庭坚与苏轼彼此推重，相知甚深，但在文学观方面，他却不赞同苏轼那种相对纵恣的表现，而常常宣扬“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他曾自述文学创作的历程并教导外甥洪驹父：

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惰懒，不能下笔也……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

（《答洪驹父书》）

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他又专门谈到：“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

他还批评因诗中“发为讪谤侵陵”，而导致“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的人，认为这是“失诗之旨”的。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些迂腐陈旧的谈论，实际上却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心苦楚。北宋是一个思想统治开始严厉的时代，早在熙宁年间，苏轼就因有在诗文中讥讽朝廷的嫌疑被捕受审，险些丧命，而黄庭坚也牵连在内，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有名的文字狱。到了绍圣年间，黄庭坚在新旧党之争中再度以所谓修《神宗实录》多诬的罪名被贬，所以他不能不在文字方面谨慎小心。前列《答洪驹父书》专门提出以“绍圣”为界，就是关连到政治背景的。而且即便如此，黄庭坚晚年还是因一篇《承天院塔记》被人告发涉嫌诽谤，而流放宜州。所以说，主张“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在黄庭坚来说，很大程度上带有为了避祸而自我抑制的因素。

这种态度使得黄庭坚诗较少涉及社会政治问题，也较少就个人所蒙受的不公正待遇发出直接的抗争，在抒发内心痛苦的时候，他常常只是就自身来写，而不涉及对立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内心的愤慨不平被完全消解了，它还是以各种间接的、曲折的方式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