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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淋漓痛快而且生动流畅。
晚唐讽刺性短文写得最好的当数罗隐(833—910),字昭谏,余杭(今属浙江)人,曾十次应试都没能考中进士,只好浪迹天涯,最后东归吴越,投靠钱镠。其《答贺兰友书》自述“少而羁窘,自出山二十年,所向推沮,未尝有一得幸于人”。有诗集《甲乙集》和《谗书》等。因为心中常有愤愤不平之气,他的作品对社会持有一种尖锐的批判态度。正如《唐才子传》所说:“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罗隐《谗书》里的短文,大多数是以借古讽今、借物喻人的方式来抒写心中激愤,批评时俗弊端的,《秋虫赋》全文仅数十字:
秋虫,蜘蛛也,致身罗网间,实腹亦罗网间。愚感其理有得丧,因以言赋之曰:物之小兮,迎网而毙,物之大兮,兼网而逝。而网也者,绳其小而不绳其大,吾不知尔身之危兮,腹之馁兮,吁!
这实际上是在写社会,强者捕食弱者,又为更强者所食,勾勒了一幅黑暗的社会图景,也表现了他绝望灰暗的心境。又如《说天鸡》仅百余字,说徂氏父子养鸡,儿子不像父亲那样重视鸡的实际本领,只注重“毛羽彩错,嘴距铦利”,养出的鸡全然无用,以此影射唐王朝的用人政策。但全文仅末一句“道之坏也有是夫”点题,显得含蓄而又不失锐利。而《英雄之言》讽刺帝王夺天下总要找冠冕堂皇的理由,《越妇言》讽刺读书人以“匡国”、“安民”为标榜,其实不过求富贵通达,并以此骄人,文笔都干脆利落,思想也深刻敏锐,善于借寓言、历史故事的旧话新说来揭示被人们忽略了的现象。
这种特点也常常出现在他的诗里,如《西施》: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在当时关注社会问题的诗人中,聂夷中(837—?)是比较出色的一个,他的几首诗都很著名,如《咏田家》: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此外,杜荀鹤(846—904)也有几首诗写得很好,如《再经胡城县》:
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
晚唐讽刺性短文和批判性的诗歌,在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下层百姓的艰辛苦难方面,具有以前很少见的尖锐、大胆,这确实为晚唐文学带来了一股生气。
然而,上述作品并不是晚唐后期文学尤其是诗歌的主流。
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诗歌,包括皮日休、杜荀鹤、聂夷中的许多诗作在内,仍是以山水风月、赠酬送别以及自身伤感情怀等为主,他们写诗的精力,也主要放在这一边,其艺术风格上大致可以分成两个类型。
第一类诗歌,主要继承姚合、贾岛的诗风,以抒写个人苦闷伤感为主要内容,以自然山水为主要意象,讲究语言的精心锤炼。这是晚唐诗歌的一大流向,相当多的诗人的作品都属于这一类型。只是从马戴、雍陶以来,这批诗人也吸收了白居易等人诗风的平易流畅,并受老、庄哲学与佛教思想的影响,倾向于静观默识的观物方式与淡泊恬静的审美情趣,逐渐摆脱了姚合、贾岛诗中还很明显的生涩尖新的特点而趋向于清丽流动,他们能把反复锤炼的词语与流动的意脉自然地融铸起来,把敏锐的官能感觉所捕捉到的物象与细致的情感体验结合起来,形成比较自然清畅的诗句。比如杜荀鹤,无疑受姚、贾诗风影响很深,他曾说自己“苦吟无暇日,华发有多时”(《投李大夫》),“一句我自得,四方人已知”(《苦吟》),并在贾岛墓前缅怀这个前辈诗人说:“山根三尺墓,人口数联诗。”(《经贾岛墓》)对好句的追求与珍视可算是执着了,但他的诗却绝不生涩,也无寒苦之气,如《秋江晚泊》:
一望一苍然,萧骚起暮天。远山横落日,归鸟度平川。家是去秋别,月当今夕圆。渔翁似相伴,彻晓苇丛边。
全诗平易晓畅,三四两句写景,虽然不甚新奇,但景致舒展,高下相形,有动有静,有纵有横。又如《春宫怨》中“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二句,以融融春光反衬出宫女的寂寞,其中“暖”、“碎”、“高”、“重”用得很巧,却不显得雕琢。此外,如“一溪月色非尘世,满洞松声似雨天”(《宿东林寺题愿公院》),“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题弟侄书堂》),“四五朵山妆雨色,两三行雁帖云秋”(《隽阳道中》)等,也都自然清新,细腻生动。而另一位诗人郑谷(约851—约91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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