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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文化价值系统的失落。于是，在文学领域里，主张发扬儒学传统，强调文学作品应具有服务于社会政治现实的实用功能，又成为颇为流行的思潮。如皮日休在其《皮子文薮·序》中自称他的各种文章，“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悼贾》一文的序中又说：“圣贤之文与道也，求知与用，苟不在于一时，而在于百世之后者乎？”同时的陆龟蒙、罗隐也持相近的看法。从强调实用的意识出发，他们大都反对韩愈、柳宗元以后一度又很兴盛的俪偶工巧之辞，像罗隐的《河中辞令狐相公启》中所谓“歌者不系音声，惟思中节；言者不期枝叶，所贵达情”，就表明了这样的态度。而他们的文章，也确实多议论政治、揭露社会弊端、批评统治者的暴虐。在诗歌领域，他们也再次宣扬诗歌对于政治、教化的功能。皮日休说：“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正乐府序》），杜荀鹤则在《自叙》中说自己“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而黄滔在《答陈磻隐论诗书》中则更明确地提出：“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

晚唐的这一文学思潮，就理论上而言，实际是中唐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和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的延续。它的偏狭的功利性与前人是一致的。但是，要说到艺术的创造力，以皮日休、陆龟蒙、罗隐、聂夷中为代表的这些文人比较韩愈、白居易等人就相差很多了。当然，也不能说他们的创作没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由于社会已处于崩溃的状态，他们的诗文在批判现实方面表现得特别尖锐。尤其是散文，一些具有讽刺性的短小精悍之作，其气势和锋芒是引人注目的。

皮日休，字袭美，襄阳（今属湖北）人，自号“鹿门子”。咸通八年（867）进士，曾任著作郎、太常博士等职。有《皮子文薮》。在晚唐，他可算是最积极的重振儒家文化的呼吁者。不仅写过《请〈孟子〉为学科书》，提议以《孟子》为科举考试中的必读书，写过《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要求将韩愈配享于孔子庙堂，还颇有以“道统”承担者自居的意识。

其文学思想以此为出发点，所以颇多迂腐偏狭之论。但有些作品批判现实还是有力的。

皮日休有《七爱诗》，其中之一写白居易，从为人、为官、为诗、为文各方面都对白居易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诗歌创作，自然受白居易影响较深。和白居易一样，皮日休也试图使诗成为谏书奏章，并且仿照白居易的新乐府作《正乐府》十首等诗，期望王者从中“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正乐府序》）。其中如《橡媪叹》写农妇的苦辛，《贪官怨》写贪官污吏的狠毒与无能，矛头都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一类诗有白居易诗的那种简朴的语言和平易的形式，但由于偏重政治议论，较缺乏艺术趣味。

皮日休的散文可以看出韩愈的影响，语言犀利，注意层次和节奏的变化。尤其短文，常写得简洁而有力。如《鹿门隐书》：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每层两个完整句，以合于理想的“古”与黑暗的现实相对照，文字简洁凝炼，把内心的愤怒与感慨充分地表现出来。另外如《相解》，通过相工以“类禽兽”为富贵之相的现象，引申出对人世种种不平的感慨，隐含了对富贵者很尖刻的讥刺。全文层层推进、转折，句式与节奏也随之变化，造成一定的气势。

皮日休的好友陆龟蒙，字鲁望，姑苏（今江苏苏州）人，人称甫里先生，又号天随子。有《笠泽丛书》、《甫里集》。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都与皮日休相近，讽刺性短文写得十分犀利，如《记稻鼠》一文先写大旱，而越是大旱群鼠便越在夜里盗稻谷，接着推起一层，写大旱与鼠患越是严重，官吏索赋征税就越苛刻残酷，然后进一步斥责道：

上捃其财，而下啖其食，率一民而当二鼠，不流浪转徙，聚而为盗，何哉？

把官吏比作老鼠，说二者一样为害百姓。二百来字的小品文，写得情绪激愤，锋芒锐利，结构严密，语言简洁有力。又如《野庙碑》一文，从无名土木神鬼受人供品祭享写起，笔锋一转，说到当今官吏既不能“解民之悬”，又不能“清民之暍”，却“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并以暴力驱迫百姓奉侍自己。而一旦天下有事，他们却束手无策。所以，他们比土木的鬼神更有害而无用。文章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