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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影响很大。这不仅因为它比较吻合中国士大夫的心理，而且因为它有明朗自然的气脉和平易流畅的语言，让人读来有亲切的感觉。白居易很推崇陶渊明，在他退居渭上时，写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在江州还专门去访问过陶渊明的故居。不过，虽然他的闲适诗也追求自然淡泊、悠远平和的风格，但并不像陶诗那么古朴，倒有些跳荡的明丽与亮色，也不像陶诗那么浑厚，倒有些悠长的理趣，语言也更显得浅切流畅，像《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不仅写出了在山寺看见迟开桃花的惊喜，还蕴含了人间事所谓“别有一番天地”的理趣。又如《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潮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诗写得浅切平易，但五六两句中“迷”、“没”等字却是极贴切精致的，显然经过了用心锤炼。《问刘十九》是一首小诗：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红炉绿酒，色彩已是十分明丽，而又在欲雪的暮天里，这色彩就越发有鲜明和暖人的感觉，末一句亲切的问语，又使人在阴寒中得到一种友情的温暖。短短二十字，写来趣味十足，色彩鲜明。

在所谓“闲适诗”中，像上述几首那样写得很出色的还有一些。但类似的情怀写得太多，未免重叠复出，令人有千篇一律之感；而且有相当多写得很平庸。尤其是他总爱在诗里表白自己的淡泊高雅，哀叹自己的衰老孤独，谈论佛经的道理，实在没有什么趣味。

在讽谕、闲适之外，白居易还把自己的诗歌分出“感伤”一类，其中的《长恨歌》、《琵琶行》，代表了白居易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据陈鸿的《长恨歌传》，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这可以说也有“讽喻”的意味。而且，《新乐府》中的《李夫人》诗中，特别提到“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如斯。君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也正是《长恨歌》创作的主观意图的一个注脚。所以，《长恨歌》从写杨贵妃入宫到安史之乱，都对君主的耽色误国和贵妃的专宠有所讽刺。但是，这一意图并没有贯穿到底。白居易在描述杨、李爱情悲剧本身时，又抱着同情态度，用了许多动人的情节和语言把这场悲剧写得缠绵悱恻，这样就出现了双重主题彼此纠缠的现象。特别是诗中对玄宗与贵妃二人生死相恋、梦魂萦绕的那种带神话色彩的反复渲染，更把前一个主题大大地冲淡了。如诗中写到杨贵妃死后，玄宗的对景伤情：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在这段之后，他又以浓重的笔调继续写玄宗回长安后的孤寂：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盼望梦中相会，却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到这里，可以说是把生死间的苦恋之情写到了极致，但下面推开一层，又写了临邛道士鸿都客为玄宗上天入地寻觅，在仙山见到了死后归仙的杨贵妃。看来似乎生死悬隔的恋人可以相会了，但又一转，杨贵妃的魂魄却不能回去，“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这时读者会代唐玄宗感到一种绝望，然而再一转，又是杨贵妃请道士带去当年的定情物给玄宗，并重温旧日盟誓：

“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一种深深的，又是只留下眷念而永远无法实现的情意，所以白居易在结尾处写下：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因而《长恨歌》留给读者的，主要不是“惩尤物”式的道德教训，而是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的感动。

写于元和十一年的《琵琶行》，则是一首感伤自己生平坎坷的抒情叙事诗。开头记述诗人秋夜在江州浔阳江头送客，听见江上琵琶声，于是便请弹琵琶女子相见：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在听了一曲琵琶之后，女子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原来这女子与白居易一样来自京都，也有一番由繁华而凄凉的遭遇，同病相怜的白居易深有感触：“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