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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常不能专心研讨决策，而要去应付迫不及待的实际工作。中共中央虽能贯彻这一运动的初

步计划，却不能提出适应新形势的进一步政策；结果，它只有听任这一运动的领导，脱离了

自己的掌握。

上海总工会这个中共的主要阵地，便消耗了中共上海组织的大部人力。这机构成立于匆

促之间，职员人数逾百，事务更属纷繁，要安排出一个秩序来，以维持工作效率，已是一件

吃力的事，何况它属下还拥有一百多个分工会，且大多数是刚成立或才扩大起来的。干部不

足，自然是捉襟见肘了。

李立三会长代表上海总工会忙于对外，成为工商学联合的一个要角，无暇兼顾总工会；

而刘少奇则忙着在各工厂区指导分会的工作。这样，名义上负指导责任的我，事实上只有去

主持总工会内部的事务，有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甚至不能分身去参加中共中央的决策会议。

如是忙了近两个星期，我的工作才由任总务处长的刘少奇来接替。

上海总工会在初成立的时候，真是门庭如市，每日捐款者总是成百上千，络绎不绝。捐

款总数固然很大，但捐款人则多系一些小市民。成千上万的巨额捐款间或也有，但多数还是

捐数百元乃至数十元者。其中有不少的人，背着装满大布袋的银角和铜板来捐献；还有不少

苦力和穷苦的老太太，拿出他们多年积累起来的金银首饰或珍藏的银角子，捐献给工人。我

们有时婉词谢绝这些太穷苦的人们的捐献，反令他们生气，甚至有因此哭泣的，他们爱国的

热忱，实是令人感动。

我们收了捐款，按时发放给罢工工人。办法是每三天分区分厂发放一次，每次每人发罢

工救济费一元。由于这些工作的进行，罢工的阵容大为稳定。

租界当局视上海总工会为眼中钉，花了不少金钱，制造大批临时印刷品，中伤总工会及

总工会的职员们。由于我们的反击，这些活动并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他们又进而收买流氓，

多次企图捣毁总工会。这种诡计也未得逞。但后来在罢工接近尾声时，上海总工会卒被流氓

捣毁了一次。据说，也是有外人在幕后操纵的。

我除了应付上述或明或暗的种种打击外，还要注意节制群众爱国热情的过分奔放。当时

在群情激昂之下，随时有爆发报复性行动的可能，我估计到我们自身力量的不足，若群众失

去控制，发生杀害外人的事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舌蔽唇焦地劝告同事和一般工人，

要他们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