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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秘密创刊后，租界当局每次查获时（在印确中或在贩卖中），

即处罚印剧所或书店以高额罚金。这种经济上的损失，均须由中共中央承担。

②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开幕。

③　劳动法大纲全文见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第七十六至七十七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二版。

④　厂方接纳的条件是：一、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者加百分之十；二、年底加给半个月工资；三、

工人在工作期内受伤不能工作者，由矿局负担医药费，并酌给津贴。

⑤　这个命令以后由湖北工团联合会据以作成该会紧急通知，全文见《二七工仇》—载《近代史资料》

一九五五年第一期，第八十四页至第八十六页。

第二章　第三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三年三月底我回到上海以后，中共中央是在渡着“二七”罢工失败后一段悲惨的

日子。

中共中央机构更严密的蛰居在上海地下；陈独秀先生匿居的地址连我都不知道。我与他

第一次的会晤，是经由他的秘书安排时间和地点的。他告诉我：马林于两星期前赶回莫斯科

去了。他还说马林认为中国职工运动经过“二七”失败，一时不易恢复。他向我表示，我从

莫斯科带回来的关于职工运动的指示，与中共原有的决定都相符合，现在正须据此来解决“二

七”罢工的善后问题，至于国共合作问题，等马林回来后，那时正应举行全国第三次代表大

会，我们再行讨论不迟。

这时李大钊先生也因避免可能被捕的危险，由北京来到了上海。他匿居在他同乡孙洪伊

家里，我曾到孙家去拜访他，告诉他莫斯科之行的经过。我们谈完后，李先生邀我去和那位

我本来认识的孙洪伊一谈。这原不过是一趟应酬的访问，不料结果竟由此断绝了我们与直系

军阀的来往。因为那时孙洪伊和直系军阀之间，关系仍极密切。

我们和孙洪伊一阵寒暄之后，孙首先向我解释说：二月七日汉口的事情，实在出于误会。

这是因为有人向吴佩孚挑拨，指各地工会与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有关；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

是在广州举行的。再则共产党公开宣扬联孙倒吴，加以交通系梁士治等又乘机离间。由于这

种种原因，吴佩孚才有这次压迫工会的举动，其实摧毁工会并非吴的本意。我一听之下，大

为愤怒，说道：“军阀凭枪杆子蛮不讲理的随便杀人，已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二七事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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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是事先毫无警告的阴谋袭击的屠杀行为。这种昭昭罪行，是不能以‘误会’二字来掩饰的”

我这斩钉削铁的回答，使这次的晤谈迅即结束。

这样一来，李大钊先生觉得他住在孙家，易于引起人们对他与直系仍保持接触的误会，

因而不两天他就搬离了孙家，以示决绝。几天后，他旋又接到北京朋友们的来信，告以他在

北京不会有被捕的危险，他便悄然回到北大图书馆去了。

这年一月间，瞿秋白由莫斯科回国了。他由北京来到上海，是中共重要人物中唯一能公

开活动的人。他以记者身份回来，共产色彩尚未表露出来。他的肺病那时似乎停止了发展；

满腔热忱，很想一显身手。他爱好文学，住在闸北区，屋内布置得也很像一位作家的书屋；

出入于他那里的也多是一些青年作家。他与国民党的老作家于右任过往颇密。他们计议创办

上海大学，由于右任任校长，他任教务主任。不久这所大学终于成立了，成为一所有名的革

命青年训练所。当时，中共因职工运动遭受挫折，对瞿秋白的这种活动多方予以赞助，认为

这是别开生面的文化活动，而且能与国民党的名流们建立较广泛的关系。

失败的苦味是罄竹难书的。有些国民党人物讥讽我们，打击我们；他们讥笑我们对吴佩

孚存有幻想：指斥我们对吴佩孚政策的不当；因而使工人们身受其害。有些国民党的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