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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

海长居之意，并准备将《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他与国民党的戴季陶等人和其他社会主义

者过从颇密；他痛恨北京政府，认为非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不可；他常向人高谈马克思主

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李先生说曾接到陈先生的信，信中也流露出这种意思。

我提到上海的社会主义思潮似乎比北京还要发达些，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常在星

期评论等刊物上做文章鼓吹马克思主义；还有，朝鲜政治难民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朝鲜临时政

府，任内阁总理的金奎植和任外交总长的吕运亨，曾向我表示他们能与莫斯科打通关系，准

备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联络起来，推翻日本在朝鲜的统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的黄介民

要组织一个大同党，主张联络中国一切的社会主义者，与朝鲜的革命派合作并沟通俄国的关

系。自然这一切都还在酝酿中，谈不到真正的具体行动。

李先生认为他自己和陈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

的情况知道的也还嫌少。因此他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认为黄介民

和朝鲜临时政府的人物所懂得的马克思主义也许还要少，只因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他们

是现实政治的活动人物，设法利用之意可能高出于信仰和研究。

在这段期间里，我和李大钊先生以及其他倾向社会主义的同学们所交谈的主要问题，已

不是反日爱国运动和一般的新文化运动，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活动问题。北大那些具有社会

主义思想的师生中，有信仰无政府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的

派别。一般说来，他们都着重于学术的研究和介绍，殊少行动的决心，但对于俄国革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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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情心理则是在普遍高涨之中。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

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辛亥革命前后他在天

津法政学校读书，以及后来留学日本的时候，常是学生闹风潮的领袖，因此能了解五四时的

青年心理，且他自己也极富有青年的热情，所以能在五四运动中和许多青年融洽相处。他研

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