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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学说。李大钊先生是

北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左倾思潮的发祥地。我和李大

钊先生的接触，似乎也成为促使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初我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和当时一班有志青年一样，一心企望中国的富强。我的思

想向来比较急进，支持新文化运动，反对旧势力，主张革命救国。但从那时候起，我便向着

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快步前进。我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设法去了解俄国革命，相信这里面包

含有救国救民的良方。当时许多急进青年，大致和我相似，也走着这样的道路。

我景仰李大钊先生，彼此交往，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

相处却似朋友。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中，我们已是意气相投，“五四”时在“内除

国贼，外抗强权”的号召下，我们更一直并肩作战。

欧战刚结束时，欢欣的气氛弥漫北京。李大钊先生显得很乐观，觉得凡尔赛和会可能给

中国带来好运。我们曾经热忱地寄望于威尔逊总统，认为他的主张可以改善世界形势，也能

使中国否极泰来。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深度或不尽相同，因为他年长识广，但所怀的愿望却完

全一样。我们的接触频繁起来，遇事总是有商有量，共策进行。

可是在巴黎和会中，威尔逊失败了，一个理想幻灭了。中国遭受极大的屈辱，因而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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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了五四运动。恰当此时，新兴的苏俄却在高唱“无割地、无赔偿的和平”，呼吁民族自决，

这些呼声与威尔逊的主张如出一辙。俄国革命虽然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反共宣传又遍及各个

角落但俄国这种论调，仍像黑夜钟声，震人耳鼓。消息灵通的李大钊先生常以俄国革命作为

谈助，我们也时常据以研究俄国事态的发展。

李大钊先生不是说教式的人物，他过去一直没有向我宣扬过马克思主义。他很注重实际

的资料和比较研究。以往我们的接触多半的为了商谈具体问题，到这次我由上海北返，才开

始集中注意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商谈的出发点还是救国的途径，认为舍效法

苏俄外别无他途可循。我们确认俄国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旧势力，抗拒来自四面八方的

外力压迫，都是得力于俄共的领导，换句话说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放光芒。由于李大钊先生

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

一九二○年五月初，我回到北京，正是同学们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开完了五一劳动节纪

念大会之后的一两天。这是北京首次举行的劳动节纪念仪式。据参加的同学告诉我，到会人

数在五百人以上，都是教师与学生，由李大钊先生担任主席。他发表演说，鼓吹八小时工作

制，并盛赞俄国革命的成就。当时《新青年》杂志发刊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无政府主义者是

最早注重五一纪念的，他们的《民声周刊》也发刊了“五一专号”。至于纪念劳动节而没有

工人参加这一点，似乎没有人特别加以重视。当时各派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在跃跃

欲试，打算从理论进入实际行动。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一切是由知识分子起带头

作用的。

我回到北京后，翌日就去看李大钊先生，向他叙述我在上海的种种经历，并且慨叹地说：

“这四个多月的流亡生活，几乎使我成了一个学生政客。”他静静听完我这一段不平凡的经

历。他很重视我和孙中山先生的接触，觉得担任工会总干事之举也做得对，并和我讨论能够

和孙先生携手合作到甚么程度。我们彼此同意，国民党已积累了不少旧作风，人事也很复杂，

一时似不会受新时代的影响而急剧改变。

李先生特别关心陈独秀先生在上海的情形，以及上海方面的社会主义活动。我曾向他叙

述与陈独秀先生会晤多次，他寄住亚东图书馆，正在物色住所，准备迎接家眷南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