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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智堪，作为旅日华侨，其爱国之举，功同日月。为此，他付出的代价十分巨大。《田中奏折》披露后，日本政府矢口否认。但他们追查这次泄密事件却雷厉风行：以山下勇为首的二十八个人被解雇，蔡智堪被捕。因为山下勇失业，蔡智堪慷慨向他支付了万元的生活费。好心无好报，这个山下勇后来竟在蔡智堪入狱后强占了他的房子，最终亦拒不归还。蔡智堪入狱后，他的200万美金的资产全部被日本当局没收。由此也反证了由蔡智堪描出的这份奏折是真实的。因为真实，让日本政府难堪而被动。

二十多年后，蔡智堪在香港《自由人》杂志发表了《我怎样取得〈田中奏折〉》的回忆。1960年11月，另一个知情人王家桢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了《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④　虽然细节陈述不同，但他们二人都不约而同地认定了《田中奏折》是由张学良策划，由王家桢布置，由蔡智堪取得文件抄件，再转王氏，此后才大白天下的。因为在1929年12月公开发表田中奏折时，世人并不详知奏折披露内幕。日本人很清楚，但做贼心虚，故缄口不言，惟以报复蔡智堪为能事。后来，蔡氏被日本人拘禁，破财而不免灾。数年后回台湾，又不事张扬，所以国人多不清楚他的爱国义举。

蔡智堪清贫以终。生前留有《明志诗》，数十年后由其子蔡咸源公诸于世。诗曰：

多年苦难事，忠贞到盖棺。

不将双行泪，轻向子孙弹。⑤

中国台湾网于2000年7月1日，发表“台声”文章，题为《为保全国家而倾家荡产的“情报员”》，纪念蔡智堪。

阎延文长篇历史小说《青史青山》中，亦详述蔡智堪生平业绩。虽然迟了半个世纪，而历史的公正性，仍然让国人心头一暖。追述这段“情报史”，意在展示在国难将作之际，中国并不乏机智、勇敢、无畏、献身的英雄。此外的用意还在于揭示少数人的警醒并不能改变大多数国民的麻木，尤其不能改变国家最高权力层面对人民灾难、国家灾难的冷漠、自私、认贼作父、认敌为友、一无所为。

蔡智堪的事迹成为一个特例、一段传奇，时过境迁，甚至有人怀疑他的爱国壮举是“007”式的谍影童话。而历代本身是改变不了的。

呼应了本节的标题，《田中奏折》的披露只是让一个盗窃计划曝了光。盗贼还是盗贼，他们也许会修改其计划，但决不愿意放弃其盗窃本职。作为“盗工作者”，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已尝到不少“盗”的甜头，且积累了许多“盗亦无道”的经验。

让我们作一次快速扫描：

——1880年，作为刚刚成立两年的参谋本部部长的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了由参谋本部管西局局长桂大郎草拟的《邻邦军备论》，提出先从侵略朝鲜入手，继而侵略中国。

按：这计划顺利实施。1882年朝鲜爆发反日的“壬午事变”，日军出兵朝鲜，通过不平等的《仁川条约》，日本取得在朝鲜京城（汉城）的驻兵权。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让日本与中国在朝鲜拥有同等地位。中国人退了一步，日本人打上家门。

——1887年，山县有朋制订了《清国征讨策案》，提出备战五年，大举入侵中国。

按：这个五年计划稍稍推迟了一点，由1894年甲午战争画上句号。《马关条约》让日本人大捞一把。攫取中国台湾，打通南下通道，为二战占领东南亚埋一伏笔；获赔白银二亿两，是日本甲午战费的二十五倍，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六倍，用这笔抢来的钱，日本人大肆扩军备战，又为新一轮的侵华积聚实力。

——日俄战争后的《朴茨茅斯和约》让日本独占朝鲜利益合法化。1910年的《日韩合并条约》则实现了日本对朝鲜的并吞。

按：中国东方失去了附庸国的屏蔽，东三省裸露在日本炮舰前冲。而早在朝鲜被鲸吞前，日本人填补俄国人的空缺，通过“满铁”经营权，已经将一根吸血管插入中国东三省。

——1912年，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乘着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内部动荡，策划了第一次“满蒙独立”。1916年，又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

按：这两次分裂中国疆土的行径虽被张作霖挫败，但证明日本人将满蒙（中国东三省）分裂出中国版图的既定方针，已经到了具体实施阶段。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德国人无暇东顾的形势下，日本不顾英国人的劝阻，对德宣战。在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日本军队9月2日从山东龙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