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第2/4 页)

乃最善之计。

——八、万一###波及满蒙，我国在该地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损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保护。并且作为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的地方，应决心不失时机地作出适当的措施。②

按：第六条的“特殊考虑”即侵占。第七条的“最善之计”为扶持汉奸政权。第八条的“予以保护”即在引发中国反抗或国际干预时，日本出兵。

既然第七条那样的内容是“不公布”的，可见“不公布”的尚不止这一条。秘密会议，商定秘事，这引起各国注意。会议期间，各国情报人员及新闻记者进入日本，云集东京，一探究竟。由于日方防范甚严，探密者一无所获，但外界都哄传着这次会议包藏大计划、大阴谋。

1928年6月4日，在张作霖从北京退回沈阳行至皇姑屯时，一声巨响，车毁人伤。待侍卫将张大帅抢救回沈阳帅府，他的生命已到了油枯灯灭。张作霖曾经“亲日”。但当日本人依照他们的“纲领”意欲鲸吞中国东北时，张作霖作了有限度的抵制。日本关东军首领对张作霖绝望了，他们要除掉张作霖，造成东三省群龙无首的局面，以便乘势夺取东北。

张学良从天津赶回沈阳，侦知了是日本人炸车行凶。国恨家仇，积于胸中，在沉痛处理父亲后事的同时，张学良亦坚定了与日本人斗争的决心。为了破悉一年之前“东方会议”的谜团，张学良综合国内、国际方面的信息，已经在数月前启动了一个侦察计划。他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委员、他的秘书王家桢，想尽一切办法搞到日本“东方会议”的密件。

1928年5月，东京“蔡丰源商行”的老板、《日华杂志》的创办人蔡智堪收到了从中国寄来的一盒糕点。剥开糕点，发现一封密信，略谓：“日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折，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即王家桢字。

王家桢将如此机密大事托付给蔡智堪，这是有前因的。蔡智堪，1888年生于台湾苗栗县，十一岁随父去日本，日名蔡扁。1912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青少年时，倾向进步，1905年孙中山流亡日本，他曾与陈少白一起到横滨码头欢迎，后加入同盟会。大学毕业后，自开商行，自办杂志，自备货船进行中日间的贸易，成为联络广泛的富商。1927年，他认识了王家桢。1928年春，被王家桢聘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的“驻日办事员”。这“办事员”，即是“情报员”。

第一次接受如此重大的任务，蔡智堪不敢怠慢。他找到民政党顾问床次竹三郎，这是一位长期接受蔡智堪经济支助的政客，关系密切，无话不说。几杯酒下肚，蔡智堪正色相告曰：“床次先生，军部乃一群莽汉，若由其实施《田中奏折》，必导致中日开战，弄不好将会危及天皇制国体哟。”床次本对军部不满，一听蔡智堪言明利害，便深以为然。略加思索，二人定下行动方案：由蔡智堪出资，宴请诸###，共议对策；由床次做外围说服工作；得到奏折，由蔡智堪转出发表，让天下共知田中内阁及军部阴谋。

后由床次说通内大臣牧野申显等###大臣，他们同意让蔡智堪抄出奏折密件，公布于世，以阻止军部胡作非为。鉴于奏折藏于皇宫，牧野推荐他的妻弟山下勇（时任皇家书库管理员）取得入宫通行证并带路入室。

1928年6月2日夜11时50分，蔡智堪以一个补册工的身份携带金盾形“皇居临时通行证”进入皇家书库，随身还带着黄色册表大小型三、四张、绿色绣线数团、钢锥三支、大小针一包等这些标明身份的道具。证件真实，道具齐全，蔡智堪顺利通过了直达书库红叶山下门的长桥，等在门前的山下勇带着他进入书库。很快，他找到了《田中首相奏折》的文件。

真是喜不自胜！蔡智堪静下心来，将透明碳酸纸蒙在奏折原件上，一笔笔用铅笔描出。

就这样描了两夜，《田中奏折》的第一份特殊抄件完成了。数日后，蔡智堪将奏折抄件放在皮箱夹层里，前往沈阳。下车，即直奔沈阳小西关外的王公馆。③　王家桢见到蔡智堪，大喜。用最快的速度，王家桢派人将《田中奏折》翻译成中文，并立即呈送张学良。张学良命交“官银号印刷所”用上等白纸印刷二百册，分发东北军高级将领阅存。送走蔡智堪，王家桢携带四册《田中奏折》赶到南京，将其交给中国最高当局，这必然对中国当局的外交防务决策大有裨益。待到1929年12月南京《时事月报》刊出《田中奏折》时，这无疑又给全中国人民上了一堂国防教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