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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同回国的赵云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原则上毛是赞

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并

说自己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上和反托派斗争上，都没有把握住这个舵，愿意减轻自己的责任，

力主将王明的名字列为第一名。经王明极力表明，他之提出这张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

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后，没有再发言，名单也算通过了。

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

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过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

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到改选书记的问题。

我当时心灰意懒，已不大愿与这一群人为伍，因而置身事外，没有卷入争论的漩涡。我

在王明的名单中的名次，仍被列为第三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王明在解释他安排这个次

序的理由时，曾说的我是国内外知名人物，在中共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但也讥讽我犯过另立

中央的重大过失。我觉得王明的主要意思，是在重新责备我，为了不愿重提往事，我只好缄

口不答。

陈云和赵云两人较之王明似是老练些。他们说话的态度相当谦虚，往往对王明所提出的

意见，略家补充，对我们这些在国内奋斗的巨头们，他们则常表示推崇，因而他们在大家欢

迎声中，就任政治局委员，并分担组织部长和政治保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个重要职务。后来，

毛泽东斗争王明的时候，他们两个也没有被牵涉在内。

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在一次我和王明的单独谈话中，他问我毛儿盖会

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他说：

“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

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我切齿痛恨的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回答说：“你不

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他接着说明在莫斯科的大清党中，证明我与托派并无联系；可是

不能因此说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没有托派，也不能说我自己不会受托派的利用。他还说到与我

接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露出破绽。他一直有些怀

疑，这次他在新疆，将他们逮捕审问，果然他们直供不讳，都是托派，自然也只有把它们惩

之于法了。

我耐着性子向他指出刑讯逼供，难免冤枉好人；从前项英在江西苏区厉行肃反，采取审

问逼供手段，有些供词竟牵涉到他自己，这才使他觉悟过来，供词是不可尽信的。王明为甚

么这样丧失自信，觉得到处都有托派在作怪呢。我们的国家很可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王

明一面要团结一切力量来抗日，一面又要大清托派。如果我们把许多同志当作托派来清除，

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大概看见我神色愤怒，言辞犀利，因而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

吧！”

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

李特、黄超是从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参谋长，黄任秘书长。李原系列宁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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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军政大学的毕业生，黄则在上海做学生运动，系学生会的一个活动分子，他们在到鄂豫皖苏

区以前，我原不很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可以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

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

百人逃亡新疆。他们只是在毛儿盖时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领导错误，这大概就是他们致死只

由。

至于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是较有学识的留俄学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