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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

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

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

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

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

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自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

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

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

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

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为了这件事，王明还发了一篇大议论。他向我们说明了苏联肃清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的

经验教训，指出联共内被整肃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国罪都是证据确凿的。他说根据这个经验，

任何党员，不管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多深，过去有过多大的功绩，只要有反党倾向，就可能走

到叛党叛国。他又说到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曾利用各种机会，阴谋反对苏联和联共；甚至

利用清党，故意制造供词，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

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说明在原则上中共决不能与叛徒恢复合作。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政客们，蒋介石及其

党徒们，和法西斯蒂党徒们，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反攻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不

能直接影响共产党内部。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我们可以与这些原非同类的人物，暂时的或较

长时期的合作。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一直阻碍共产主义的发展，是我们最危

险的敌人。至于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党派系和倾向，与共产党更为接近，腐蚀

我们的内部，是较社会民主主义者尤为危险的敌人。清算这些叛徒，在使共产党净化这一点

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也是斯大林理论的精华。

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

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此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

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是与陈独秀恢复合作，

而是加紧反托派。在抗战时期，必然有些叛党或离开党的分子，企图再行混到党里来，我们

绝不能宽容他们。现在党内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同志们，党对这些人也不应轻轻放

过。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

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

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

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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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在我们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

和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的名单。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中共中央的人选，在一九二八年底六次代

表大会以后，已迭经变更。不少同志原非中央委员，亦权宜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共

中央认为一时还不能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而王明觉得有些人应当参加中央政治局，因而采

取了非常手段，提出这个名单。

可是毛泽东对于王明这种单独举动，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