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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比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幻觉玄想实际上好不了多少,索伦森还明白表示,在这方面,和越南问题不一样,肯尼迪并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总统比他所有的顾问们更为坚信,在空间竞赛方面甘居二流,甘当亚军,是同国家安全的要求和‘新边疆的探索精神’不相符合的”。和古巴问题一样,这也是肯尼迪1960年谈得最多的题目之一。在曼哈顿作竞选演说时,他曾说:“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要求我们做出崭新的决定。这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国际政策、威望、力量和影响方面不得不作出的关键性决定,是他们应当承认外层空间的重大意义。……现在苏联已经首先进入外层空间了。”在爱达荷州的波卡特洛,他又指贵说:“也们(其它国家)已经看到苏联首先进人空间。他们看到苏联首先围绕月球飞行,又首先围绕太阳飞行……。他们于是得出结论说:苏联在蒸蒸日上,我们则每况愈下。我认为要靠我们来扭转这种形势。”在他当选前五天,在俄克拉何马城,他更大声疾呼:“我宁可就看黑白电视。我一定要在火箭推力上超过他们。”
4月份第二周的星期一,合众国际社开始传播在莫斯科盛传的一个谣言,说苏联已经用火箭把一个人送入空间并使他安全返回地面了。尽管这个消息报得过早了些,可是星期二晚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便报告说,这一飞行已定于当晚进行。当华盛顿还在睡梦中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已在以缓慢而动人的节奏播送苏联爱国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来迎接那新的一天了。接着就播送了那一重要公告“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于4月12日由苏联发射,进入了环绕地球的轨道。”为了跟踪观看,苏联各地的孩子都走出教室,售货员走出商店,工人也走出厂房。开头,大家都惊愕不语,仪乎难以想象,在他们的头顶上,真有一个自己的同胞正以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的速度在繁星中飞翔。
这个人名叫加加林,二十七岁,空军少校,被选中为俄国第一个进入空间的“宇宙航行员”。加加林是在莫斯科时间上牛9点零7分(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零7分)起飞的。那时,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似乎显得比实际更要高大~些。世界上有些事情,其主要意义往往在于当时引起的公众反应大小。1938年奥森·韦尔斯的关于火星人的广播所引起的反应便是一例、1946年“我们要回家”的暴乱以及五十年代初期对布里克修正案的支持也是如此。现在,不仅俄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渴望英雄人物的出现。苏联拿出来一个加加林。进行了一百零八小时的宇宙航行,其中八十九个小时是实际上在轨道上运行,然后,他从一百八十八英里的高度降落下来,成为巨人的宣传资本。他站在列宁墓上,受到了二十发礼炮的欢迎。莫斯科的一个厂场以他命名,随后又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冰川。苏联艺术家们开始设计一种印有他的肖像的纪念邮票。在俄国报纸上,他的名字被印成红色。崇拜他的苏联记者们称他为加加。有人激动地写道,“他那炯炯的目光中,似乎还反射着太空星光的闪耀。”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发表讲话,把他比作哥伦布。全苏广播电台播送了赫鲁晓夫与这位宇宙航行员之间的一段谈话,这位宇航员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几句话是:“当我在外层空间时,我想到的是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祖国”,以及“当我降落时,我一直唱着‘祖国在听,祖国知道’那支歌。”
美国人不禁咬牙切齿。一位空间工作负责人说:“这情况可能使肯尼迪在1964年竞选中失败。”一位宇航局的科学家说:“等着吧,苏联还会送上三个人,然后六个人,然后送上一座实验室,把他们全连接在一起,然后发回几张纽约的照片给咱们瞧瞧哩。”在卡纳维拉尔角,一个满怀怨气的宇宙航行员对记者说:“我们本来也能把人送上去的。只要两年前上面有人决定抓紧搞,我们在一个月以前就己经可以把人送上去了。”那天下午4点钟,肯尼迪出席了在国务院新礼堂举行的一次群情激昂的记者招待会。有人向他:“总统先生,有位议员今天说,他实在不愿再看到美国在空间领域方面落后于俄国了。我想他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在这个领城里,我们赶上乃至超过俄国的前景怎样呢?”肯尼迪避开了正面回答,他说:“不管别人多么不愿看到这种局面,他决不会比我更甚,但事实上(赶上苏联)的确需要时间。我希望,我们将投身到别的我们可以领先的领域里,说不定会为人类带来更长远的利益。但我们确实是落后了。”专栏作家体·赛迪评论说,这“似乎很难说是符合‘新边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