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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迪也敦促美国“尽早毫不留情地”对战争进行干预。邦迪估计获胜的机会为70％。

肯尼迪下令作进一步研究，同意扩大在西贡的685人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同时批准了再为吴庭艳装备2万名越南部队并承担其费用的计划（这样总数便达15万人）。像艾克一样，他也希望援助应以南越国内的改革和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反对越共为前提，但是他却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当时他正在为柏林问题和禁试问题伤脑筋。施莱辛格怀疑他从来也没有“充分注意过”越南问题。冷战派观察家继续对越南问题感到不解，白修德在1961年8月写道：“形势几乎是一周比一周更坏。”他发现，“游击队现在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南方三角洲——以致在大白天，如果没有军队护送，我就找不到一个美国人愿意让我坐他的车子驶出西贡。”他报道说：“政治上的崩溃已达到惊人程度。”又写道：“……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在共产党那边，他们似乎总能找到一些愿为他们的事业出生入死的人。”革命精神常常使那些没有为这种精神所感染的人困惑不解。

6月间，游击队占领了一个省会，处决了省长。吴庭艳部队到处后撤。他无可奈何地召见了瑙尔汀，要求签订双边防御条约。华盛顿立即表示支持。整个夏季，援助一直是以林登·约翰逊对东南亚的理解为依据的。副总统表示了一种典型的自由派立场，他从东南亚回国后写道，越南的真正敌人是“饥饿、无知、贫困和疾病”。他认为，美国“必须——不管我们采取何种战略——始终以那些敌人为我们进攻的目标，并充分发挥我们在科学和技术上的能力”。

总统为此派出一个高级调查团前往西贡，其中包括两位最受他信任的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沃尔特·罗斯托。于是，一位将军和一位好战的文官（罗斯托自始至终是最不妥协的鹰派）便成了这个关键时刻总统在越南的耳目。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团里没有高级外交人士参加。索伦森后来曾写道，这反映了“国务院无力同五角大楼竞争”。其结果是更进一步牺牲政治上的考虑，而突出强调军事目标。

泰勒－罗斯托报告形成了越南战争的一大转折。为了挽救吴庭艳的命运，报告要求肯尼迪派出一大批美国顾问。更重要的是，立即派去八千名美国步兵，需要时再增加。作为调查团主要成员的泰勒希望总统以越南问题为主题发表一次重要的电视讲话。他要求对南越进行干预的某些论点是非常奇怪的。例如，在极力主张派遣远征军时，竟拿越南同朝鲜相比，认为在朝鲜“美国部队并没有花费很大的气力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实际上，朝鲜和越南根本不同：朝鲜战争是正规战，敌人的队伍越过分界线进攻，美国兵在比较熟悉的地形上同他们进行固定战线的战斗。越南战争则是在茂密的热带丛林中进行的非正规战。最重要的一点区别是，南朝鲜的当地居民希望美国人待在那儿，越南却不是这样；越南村民倾向于把美国白人部队看成是来接替法国人的，而把越共看成英雄。

政府中低于内阁一级的若干成员，其中包括切斯特·鲍尔斯、乔治·鲍尔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对这一建议很感吃惊。但是，提出疑问的惟一高级人士还只有肯尼迪本人。他拒绝在电视广播中和人民见面，因为那会把越南问题搞得和柏林问题一样。他还尖锐地指出，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一样，泰勒和罗斯托对美国进行干预的效果是乐观的，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能防止北越人向南越渗透就行，至于如何才能做到，他们根本没有提出办法。最使肯尼迪感到惊愕的是关于派遣部队的建议。索伦森写道：“所有他的越南问题的主要顾问都赞同这一建议，说它是考验我们的信用的‘试金石’，是我们的决心的象征。但是总统实际上否决了这一建议，而只有他的这一票才作数。”肯尼迪告诉一位助手说：“他们想派去美国部队。他们说，为了恢复信心和维持士气，这是必要的。但这会同柏林的情形完全一样：部队开入，高奏乐曲，群众欢呼，可是四天之后，谁都把它忘了。然后，又会有人告诉我们，必须派出更多部队。这就好像喝酒，酒劲一过，你又得再喝。”

虽然如此，他也难免为大家的意见所左右。他否决了派遣美国部队的建议，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却有所让步，从1961年12月起就开始加强美国在越南的力量了。和七年前艾森豪威尔的做法一样，总统在同吴庭艳公开交换的信件中肯定了这一安排。这也不完全是单方面的，吴庭艳也同意进行改革，并且承认必须加强军队的指挥和提高士气。但是没有规定美国援助的限额，以及这一援助到何时为止，只是笼统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