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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桥的。她已经与高金桥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巴青林和姨母听巴秋芬那样一说，就再也没有了其他想法，只能顺其自然，由着巴秋芬任着性子去嫁给高金桥。姨母说，其实高金桥个人条件挺好的。巴秋芬找高金桥那样一个贫下中农中的农村优秀青年干部，应该说眼光也没有什么错的。最后他们由被动变主动地同意了巴秋芬与高金桥的婚事。

巴秋芬回小堡大队后一个星期，与高金桥一同到公社有关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高金桥则为巴秋芬举办了一次乡风十分浓郁的婚礼。在那次婚礼中，听说小堡大队的社员，都去参加了，婚礼的场面非常热闹，也非常宏大。巴秋芬嫁给了高金桥成为一种法定事实后，过了接近十个月时，巴秋芬为高金桥生下了一个七斤五两重的大儿子。起名叫高小宝。巴秋芬生下的儿子，正是高金桥在姨父和姨母家里间屋的土炕上给巴秋芬播种下的生命种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我的初高中时代（1）

就在表姐巴秋芬上山下乡那年秋天，我在家被就读的小学学校放假二年后，被通知到市第十二中学去复课闹革命。其实就是由小学升中学继续读书。但当权者不那么说，非要找个带些好听的政治色彩的口号做借口。

市第十二中学是我家居住地区的一所重点中学。我能够由小学很顺利地升到这所重点中学去读书，令我的父母都很高兴。我的父母都是从万恶的旧社会熬过来的穷苦人，没有多少文化，他们由此对我的未来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从而忽略了即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不切实际地一心指望着我能够顺利地读过重点初中，再考取重点高中，之后再考取某一所名牌大学去读书。我的父亲还特意将一个平日里专用于收藏碎布块的布包打开了，从中找出来了几块顔色相近的黄绿色布块，用缝糿机精心地连成一大块布片，之后给我做了一个黄绿色书包。这个黄绿色书包比我去小学上课经常背着的那个黄绿色书包，要大上一圈。

父亲说：“上中学了，中学老师发给中学生的书，比小学老师发给小学生的书要多。书包大一些，可以多装一些书。”

母亲则耗费了一个长夜，一针一线，亲自在我的新黄绿色书包盖上和明面布上，用红线各绣上了一个色彩鲜艳的红五星。这是当时我们做学生背的黄绿色书包上最时尚和流行的标志。

我便背上了寄予着父母诸多希望，倾注着父母诸多心血的黄绿色空书包，高高兴兴地奔往市第十二中学上学去了。学校给我新编的同班级男女同学，都是与我家同一街区住的邻居家孩子，或是邻居家的邻居家孩子。学校距离我家大约有四十多分钟的路程。由于是上重点中学去读书，我从家里出来往学校去的路上，被兴奋和上进心驱使，总要不断地小跑着一段路。这样便大大地加快了赶路的速度，从而也节省了一些赶路时间上学去。

带我们班的班主任是名教体育的男老师，姓王，三十八岁。他有一张不算难看的长四方形脸，个子长得很高。他的家在我家南面一条胡同里，距离我家只有半个胡同远。王老师原是省里田径队一名长跑运动员，后来改行回市里到一家大企业参加一个篮球队，打起篮球来。*前一年，那家大企业的篮球队宣布解散，王老师便由市教育局安排到市第十二中学做体育老师。

我们的教室是学校教学楼南侧的一排老旧简陋的青砖墙平房，确切地说，即教学楼与我们的平房教室之间，相隔着一个大操场。在教学楼里上课的男女学生，只要向南窗口外随便地望上一眼，便可以望见浩瀚无垠的蓝天和朵朵白云，望见大操场，越过大操场，又可以一览无余地望见我们了。而我们平房教室的南窗口外，却被砌着一道高高的围墙，将我们平房教室南窗口外的风光全都遮挡住了。不过，在教学楼里上课的男女学生，不论是下课或上课间操，抑或是上体育课，他们要到大操场上来，要绕一个大弯，即从教学楼北面中心楼门口出来，或从左，或从右，绕过教学楼两侧楼角，才能来到大操场上活动。而我们则不然，只要从平房教室门口向外跑，就可以一下子跑到大操场上去。这是我们在平房教室里上课唯一能够得到的便利之处。

我们教室里的黑板，是最能反映那个年代里典型时代特征的一块黑板。所谓典型时代特征，指的是它的速成性，简易性，方便实用性，还有它不可回避的粗糙性和易损耗性。这种黑板的制造法，就是瓦工在前面墙上用水泥横着抹上去一块黑板那么大的长方形，再用黑染料涂黑。水泥黑板最怕用水渗泡。只要用沾湿了水的抹布擦来擦去一些时间，最上一层光滑的表面便会失去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