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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希文身边时，突然动手，一举将朱、丁两人擒获。

根据指挥中心的紧急提审，北京的“牛处”找到了老院长吴教授，搜查了丁宁的办公室，分别从吴教授那里和丁宁不知所措的同事手中，追回了那两张尚未来得及兑付的支票。

两天后，陈力和霍小青一起，跟着一男一女两位刑警，前往沈阳押解朱希文和丁宁回京。才几天的时间，朱希文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飞机起飞后，刑警给他们俩解开了手铐。陈力和男刑警分坐在朱希文的两侧，霍小青和女刑警分坐在丁宁的两边，把他们俩夹在了中间。丁宁始终不说话，而朱希文却神情自然，偶尔还开个小玩笑自嘲。

股海别梦　朱希文被捕（19）

吃完飞机上的快餐，朱希文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丁宁是让我给害了。她本来是个乖孩子，对钱没有概念，小时候父母、亲戚给的压岁钱，保存得好好的，一分钱也舍不得花；学校要钱时，她朝妈妈要，钱就是明摆在那里，她也不会去自己拿。所以她是那种只想着看好属于自己的钱，决不惦念别人的钱的人。我则不然，我总是琢磨着想什么办法能把别人的钱变成我的钱。所以，我不适合当教师，而只适合经商。”陈力在他旁边用胳膊捅了捅他，示意他不要多说话，以免被公安抓住把柄，虽然他知道这是朱希文在有意为丁宁开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除了散钱装包带回外，19捆10万元的现钞，由东北指挥中心存进了银行，并随后划往北京市公安局的指定账户。皮箱和里面的衣物、化妆品等，由朱希文的父亲从公安局预审科领回了；支票、现金和两块崭新的手表共计345万8000多元，与350万之间的差额4万1000多元（其中包括他们自己被押回时乘坐飞机的机票款），也由朱希文的老父全部还清了。朱希文的父亲是一位老专家，他对李思恩请求说，钱全部还上了，你们没有损失一分钱，能不能帮着我们说说情，从轻判处他们两人？李思恩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找到预审科科长说情，没想到被预审科科长一连串的咆哮给顶了回来：“这是惊动全国的大案，你想不起诉就不起诉？你以为法院、检察院是你们家办的，说送人情就送人情？！”

钱物清还之后，李思恩带队去牛处献旗致谢。马队长说这都是虚的，还是来点实的吧！同志们蹲坑、跑外勤不容易，总得补贴补贴吧？飞机票也得你们出，这是规矩。另外，你们作为金融机构，玩大钱的，就支持点办案经费吧。李思恩说您给个数，马队长伸出了一个手掌，说：“50万。”李思恩听后感觉有些为难。第一，数额太大，超出了他的预料和审批权限；第二，无法出账，如果走正常科目，早晚得被内审发现，因此只能从账外出账，而账外现在还不能一笔出这么多；第三，最重要的是，如果第一次就满口答应，以后他们会得寸进尺，使你不堪重负。与其花了钱再得罪人，还不如没花钱之前就先压一压他的胃口。于是，李思恩表态说，为了账务上好处理，也出于为恩人的荣誉考虑，我们可以分批购买20部最好的手机，赠送给公安局，作为对所有参与这次漂亮战役的市公安局和东北公安指挥中心警务人员的酬谢，希望这些通讯工具能够发挥效能，协助公安干警，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临了，他还没忘补充一句：这仅是我个人的想法，还需要报总公司批准。

几个月后，朱希文被判了重刑。丁宁因为是从犯，而且怀有身孕（陈力对这一点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所以被从轻发落。又过了一周，股市开始暴涨。老院长和丁宁所在的投资公司，账户里朱希文给买的股票，涨幅都超过了大盘，浮动盈利超过了15％。如果朱希文真能够准确预测到如命运般无常的股市变化，如果他不是那样“志在必得”，而是能够以恬淡的心态遇事拖一拖，等一等，甚至是后退一步，那么，结果都会比已得到的更好。也许这就是命。

朱希文在拘留所羁押期间，李思恩、陈力和霍小青曾去探视过他。他看上去很平静，是那种由表至里的平静。他说他会在监狱里写书，出来后学校如果不开除他，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好教师。临走时，李思恩突然问他：“你对别人都很诚实守信，临逃跑还不忘还钱，为什么却来欺骗我们？你和丁宁当时想最终逃到哪里去？”

朱希文说：“你们是金融机构，赚钱容易，又注重名声，所以一般在出事后会倾向于忍而不宣，自己慢慢消化。我想借你们一点钱用用，没想到你们会那么死心眼，非要把钱追回去不可。”“至于我们要去哪儿，”他朝陈力要了支烟，深吸一口，说：“如果没有被抓住的话，我们会直奔小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