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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诚与理想”。（注：《老舍选集·自序》。）这就难怪在作品中对“前进的人物”多所揶揄和嘲讽了。

“猫城”里是一片黑暗，没有一线光明。即使是作家所肯定的大鹰，他为了报效国家，不惜以死来唤醒猫人的觉醒，结果也只是徒然捐躯，猫人并无积极的反响。这样的描述，多少反映了作家当时的“心态”：“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老舍“由愤恨而失望”。（注：《我怎样写〈猫城记〉》。）《猫城记》阴冷的色调既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也是老舍特定情绪的产物。胡洁青先生说得好：“我觉得，正因为老舍是个爱国的作家，在当时的情况下，忧国之至，而又找不到出路，才会有《猫城记》。这部书反映了一个徘徊在黑暗中不断寻求真理的旧知识分子的痛苦处境，反映了一个老作家复杂曲折的成长过程。”（注：胡洁青：《老舍论创作·后记》，《老舍论创作》。）

老舍并未绝望。他徘徊在黑暗中，力图跨越这弥天的黑暗，去追求光明。《猫城记》中，常常有离开具体事物的描写而直抒胸臆的抒情文字，其言词之热切，是老舍其他作品中少见的。他借“我”之口，说出了他的痛苦：“我落下泪来，不是怕，是想起来故乡、光明的中国，伟大的中国……我将永远不能享受合理的人生了……”但是他仍执着地向往未来，梦想有一天“猫城改建了，成了一座花园似的城市，音乐，雕刻，读书声，花，鸟，秩序，清洁，美丽……”

《猫城记》记录了老舍的思索和探求，记录了他的痛苦和失望，记录了他的长处和弱点。以后，他再没写过同《猫城记》类似的作品。

第八章　“由靠背戏改唱短打”——《赶集》及其它

一九三四年九月，老舍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赶集》。他对于自己的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做了如下的说明：

我本来不大写短篇小说，因为不会。可是自从沪战后，刊物增多，各处找我写文章；既蒙赏脸，怎好不捧场？同时写几个长篇，自然是作不到的，于是由靠背戏改唱短打。（注：老舍：《赶集·序》，《赶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9月初版。）

这是事实。据赵景深回忆，他接手编辑《青年界》以后，曾经向老舍约稿。他在信上“写了一个大大的赵字，用圈圈起来，说是赵某被围，要老舍快发救兵。”当时老舍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回复了他一封有趣的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呔，马来！”（注：赵景深：《我所认识的老舍》，《艺术世界》1980年第1期。）这一次老舍交给他一篇两千来个字的短篇，就是《马裤先生》，刊于《青年界》三卷三期上（一九三三年五月）。这算是一个插话，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老舍的幽默感，也可以知道他赶写短篇的一些情形。

《赶集》收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发表的十五个短篇。首篇《五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最后一篇《也是三角》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未收入集中而写得最早的是《小铃儿》（一九二三年一月，刊于《南开季刊》第二、三合期），此外，还有《抓药》（一九三四年五月）、《生灭》（一九三四年八月）、《沈二哥加了薪水》（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等，也未收入集中。

老舍自己认为，他正式创作短篇小说是自《五九》始，发表于一九二三年的《小铃儿》只能算是一篇习作。《五九》同《小铃儿》一样，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题，但是作品的侧重点并不在正面描述人们反帝意识的增长，倒是写了一个惧怕外国人、为外国人作仆人的中国人，具有怎样的洋奴心理，从反面提出了问题：中国人如果不摆脱掉在外国人面前的奴颜卑膝的精神状态，则墙上无论贴多少“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无论如何纪念国耻，仍无济于事。这个短篇，近于一篇速写，但写得精炼、完整，内容也含蓄、深沉。

在老舍早期短篇小说里，有不少作品以夸张的笔触，讽刺了市民阶层中的消极现象。这些作品，寓庄于谐，描摹了丑恶的、可笑的世态人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写了一些“笑话”。比如《同盟》、《开市大吉》、《抱孙》、《眼镜》等都是这样的作品。

《开市大吉》写医界一伙江湖骗子异想天开合伙办了一个医院。他们费尽心机，以各种名目招徕病人就医，又用各种名目敲诈病人，甚至以“香片加了点盐”当做针剂，顶替六○六给患花柳病的军官注射。割痔疮时单等病人疼得狂叫才临时商定注射麻醉剂，以便无限抬高药价。他们承办考学或保寿险的检查身体的业务，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