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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门看上去象个脓包，美国正在分崩离析。苏联的经济学家向他们的这位领袖保证：美国快要陷入大萧条，行将一片混乱。因此，斯大林提出要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割占土耳其一块领土，中东石油分杯羹，割占里海一块领士做巴库油田的屏障，由铁托控制的里雅斯特，由奥国管理卡林西亚，参加占领日本，甚至要驻军鲁尔。

杜鲁门在1945年4月23日痛斥莫洛托夫。这是第一个迹象，说明这位新总统并不打算在上述任何问题作出让步。俄国人震动之下，正式邀请杜鲁门参加波茨坦会议。会议本来是要讨论如何将雅尔塔协定付诸实施。杜鲁门对参加这次会议有些顾忌，但他有很多原因要参加。后来他写道，“在我心里最迫切的一个原因是要斯大林本人重申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这也是我们军事首脑最急于要抓住的问题。”其实，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乘美国军舰“奥古斯特”号作一次远洋航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还没出过国。我们从他给“亲爱的妈妈”和玛丽那些东拉西扯的家信中，就可以看出他那副快乐高兴的情景。他身穿敞领短袖衫，头戴水手帽，在舰上到处跑，个个角落都要看看，还在水手中认个远亲，和水手们一起进餐而冷落了军官。旅程结束后就是波茨坦会议。这次会议对他颇有启发，但使他非常沮丧。现在他毫不怀疑：“俄国人只懂实力”，他们的“计划是要征服全世界”。会议以后他“很高兴走上回家的道路”了。

波茨坦会议开完以后，以前轴心国的卫星国的命运并无变化。这就是说，它们在模棱两可的纸上条文的掩盖下，被俄国占领着。会议确如杜鲁门所预料的那样毫无意义。在会议期间，他有一阵子很心灰意冷，竟然向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要把白宫让给他。历史上常有这种令历史学家揣测纷纭的着迷的时刻，这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们两人在巡视劫后的柏林，见到一片瓦砾，总统突然转过头来说：“将军，凡是你想要的什么东西，我无不努力帮你弄到。我具体而肯定地对你说，这包括1948年的职位。”艾森豪威尔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把总统的这个表示当作开玩笑：“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谁会是你的竞选对手，但绝不会是我。”

几个月过去了，俄国人的态度愈来愈恶劣。以奥本海默为首的美国科学家经过艰巨努力才制订了一个通情合理的控制原子武器的计划，但安德烈·葛罗米柯却随口加以拒绝。苏联的许多外围组织只要一有机会，表现尤为恶劣。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百忙中抽空去参加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苏美友好全国委员会大会。他发表讲话，希望国写国间的分歧能够和解，而不要发展到“半夜一敲门，人心尽惶惶”的地步。听众嘘声四起，尖声怪叫，使他不得不离开会场。他后来说“我常常觉得奇怪，不知是谁使共产党国家的外交部认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条基本要求是，态度一定要粗暴无礼，是马克思，还是思格斯？不管是谁，都可说是不幸之至。”【攻击艾奇逊的人，后来将他这次参加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说成是他同情共产主义的证据。】

在政府成员中，只有商务部长华莱士还对苏联存有幻想。他是个幻想家、空想家，长期以来就不相信美国的沙文主义者。亨利·卢斯称未来世界为“美国世纪”，华莱士对之反驳说，战后“只能是普通老百姓的世纪”。现在他坐在内阁会议席上，冷眼观察杜鲁门，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位总统是个地地道道的战争贩子。他认为绝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向人民提出警告，而这要由他来提出。

现在回过头看，奇怪的倒不是华菜士公开反对美国外交政策，而是他怎会在内阁里呆得那么久。由贝尔纳斯和华莱士分别主持国务院和商务部，杜鲁门的内阁中就有两个人认为总统的宝座本该是他们的。如果杜鲁门能象罗斯福那样有魅力，他也许能克服两个性格倔强的人之间的分歧。可是他全无策略，当然就一定和新政派一个个地闹翻。贝尔纳斯早就和他发生冲突。他有一次在莫斯科开完会后，就去电白宫，说他一返国内，就准备以炉边谈话的广播形式，对全国人民进行一次详尽汇报。杜鲁门提醒他说，按职责他首先是要向总统汇报。如果有发表炉边谈话的必要，那应由总统来发表。过后不久，杜鲁门又和哈罗德·伊克斯在用人问题上发生纠纷。伊克斯在1946年2月12日提出辞呈，建议于3月31日生效。杜鲁门毫不留情批复，于2月15日就生效。于是伊克斯公开攻击他在白宫收集了：“一批不三不四的政治侏儒。”记者们议论说，总统和一位内阁阁员发生这样尖锐对骂，在华盛顿极其少见。

但是，这一年还没有过完，又发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