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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把海外军人尽快运送回国，遣散复员。”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和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打破政党界线共同发表声朗，支持造反的士兵。参院也派了一个小组委员会飞往菲律宾，听取梅齐中士及其他肇事分子的证词。

《纽约时报》着了慌，对于“军纪荡然无存”在国外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心。它指出：示威者“还未复员，他们还是军人。”社论里不客气地点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的，应当让他们明白这点。”在《纽约时报》看来，国会有罪，不该怂恿“一个不顾我国的国际责任、鼓励在马尼拉和勒阿弗尔发生的那样丢人的事的所谓让孩子们回家的运动。”

从政府的观点来看，没有比在这个时际发生这样骚乱再糟不过的了。杜鲁门总统正要争取国会同意他把陆海空三军合并为国防部的计划。高级军官们本来已很难对付了。他们对白宫早已不信任。如果在这个新问题上政府又不支持他们，那么这整个改组计划就会趋于失败。因此，总统就宣布，说他已对陆军海军的复员措施检查过，他“深信各军种执行复员计划很有效率，值得嘉许，对各方面都不偏不倚。”他所得到的结果只是转移了国会指责的目标，从陆军部和海军部转到他自己身上。

杜鲁门本人象前任罗斯福一样，是大力支持进行普遍军事训练的。现在，一夜之间，这个希望已成泡影。不但如此，现在能否在国外保持一支空有骨千的部队，也很值得怀疑。军队实力已下降了百分之八十。曾一度是世界最强大的空军，现在已从二百三十八万五千人减至十六万五千人。海军每月遣散二十四万五千人。尼米兹提出警告，说已经没有一支舰队可以进行作战。由于征兵法将于5月15日失效，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在考虑把占领军从朝鲜全部撤走。这时，有五百万训练有素的士兵己经脱下戎装。将军们算来算去，愈算愈头痛。德国至少要有三十五万人，太平洋至少要有三十七万五千人，至于其他各地，艾森豪威尔认为至少要有七十二万五千人，杜鲁门则认为至少要有一百三十七万五千人。但志愿服役人数，现在只有四十万。延长服役的人愈来愈少，艾森豪威尔对国会领袖们说，美国“兵源枯绝”的危险是十分现实的。

这位将军是在国会图书馆后面一间平时没有用的房间和国会领袖们见面的。现在公开的听证会已经无法进行。政治火气太大了。他是从背后马路来到国会山的，心里很不安地意识到，士兵在闹事时高声叫“我们喜欢艾克”是因为他们以为艾克那句含混其词的表态就是赞成他们造反。他对国会议员们说，他无论如何得有一百五十五万人。他引用驻日的第八集团军参谋长的话说：“如果日本人认为时机成熟要造反的话，那么他们选择起事的时机，必然是他们以为美国军队内部存在不满的时候。看来有些颠复的势力在有意起作用，要破坏我军士气，原因还没有弄清。”艾森豪威尔补充说，在他看来，由于美国“自动放弃”，也许不得不让美国在欧洲的影响落在“某一其他国家手中”了。

他没有点明是哪个国家。在日本投降后那几个月里，把无论哪一个国家说成是潜在敌人，是不流行的。但有力量能与美国为敌的，只有一个国家。战争结束时，红军有一千万，这一干万人现在还在那里。俄国的驻在苏联境外的部队没有发生“要回家”的骚动。斯大林在整个东欧都可以为所欲为。由于国会偏听选民的要求，而不顾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的反对，到了1946年夏季，美国的军力只剩下两个半师，而且大部份是换防的新兵，其战斗力只达战争高潮时的一半。在丘吉尔唤起人们注意苏联的铁幕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一直廷伸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后，有很大一部分舆论却转过来狠狠地攻击杜鲁门。曾经游行示威的复员军人，曾把婴孩的小鞋子寄给国会议员的军人妻子，竟把造成国外这个局面的责任推在总统、国务院、知识分子和同路人身上。就已知情况来说，他们没有一个人照一照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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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海特爵士有一次曾把同克里姆林宫谈判比做面对一台老式的自动售货机。你要的东西它总不出来，但一般你总会得到些什么东西。“有时你得把机器摇几下，出货就会快些”。可是“和它讲道理却毫无用处”。罗斯福在雅尔塔同它讲了道理，但他还未来得及向国会汇报俄国作出了什么承诺，他们就已公开不认帐。在斯大林看来，他肯和这些西方盟国打交道，就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他说，打赢德国，英国只是为战胜希特勒赢得了时间，美国提供了供应品，而俄国则有六百万人战死，“付出了血的代价”。从莫斯科看来，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