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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441人。

但郑乐之所以能够数百年不衰，毕竟有它深层次的原因。正乐的节奏或旋律抽象而古板，让人肃然起敬；但郑乐却能激发人性深处的本能欲望，让人飘飘欲仙。一位帝王的青睐便可以轻松使之以惊人的速度迅速繁衍；但另一位帝王的排斥却无法让它在短时期内销声匿迹。

《资治通鉴》里说是因为中央政府在禁止郑乐的同时，并没相应地组织音乐家们创作出更多的高雅音乐来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才使得民间对哀帝的号召置若罔闻（“汉纪二十五·孝成皇帝下”）。其实这只是一种片面的判断。关键在于郑乐具备了正乐所不能及的流行潜质。俄罗斯人喜欢喝酒，难道有哪个皇帝或总统可以仅凭自己手中的权力，便让劳动人民弃酒而喝苦丁茶？

哀帝不仅解散了乐府，还下令把30岁以下的掖庭宫女全部遣散回民间另嫁他人，50岁以上者则免为庶人；同时禁止制作和进献锦绣绸缎、珍禽名兽。

就在这一批被遣散的乐官和宫女中，王根、王况叔侄二人便挑了几位带回家去自己享用。

紧接着，哀帝又接受了大司马王莽的举荐，以刘向的儿子刘歆为光禄大夫，令他子承父业，负责总校群书。才华横溢的刘歆在其父所撰的《别录》基础上，修订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这可能是西汉王朝开国以来第一次对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10大主要流派的思想进行的全面整理，也是自帝国自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以来，第一次承认了诸家思想各有所长的正面价值。刘歆在上书中提出了各种鼓励各家各派的思想和谐共生的理念：“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但估计哀帝自己也没有料到，刘歆的言论会在朝廷重臣中引发轩然大波。

这场风波说来话长。

西汉王朝历来奉行“经义治国”的国策，尤其自元帝以后，许多朝廷重臣都以治经学入仕途。但是，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绝大多数儒学经书都已经被付之一炬，经学的传承只能依靠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来进行。到了西汉立国之初，一批老儒生凭着记忆把自己掌握的经文及其释义背诵出来，由他们的弟子以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成为后世儒生们代代相传的经典。这就是所谓的“今文经学”。所谓“今文”是指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由小篆演化而成的隶书。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一些民间儒生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家中的经书埋藏了起来。这些经书在西汉中期被相继发现，其中最重大的发现有两次。一次是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刘德以巨资收购的先秦旧书；另一次同样是景帝的儿子鲁恭王刘余在胡作非为中，企图拆除孔子的故居来为自己兴建宫室，无意间在墙壁的夹缝中发现大批的古书。这些古书里便有儒家经书，但均以秦朝文字改革前的六国文字书写而成，便是所谓的“古文”。

刘歆在统校群书时，发现古、今两种版本的经书，无论在字句还是语义上都存在不小的差距，于是倡导以古文版的经书为主，并且创立了“古文经学”。刘歆博览群书，对古文经书的解读，常常通过旁征博引来实现，具有雄辩的说服力。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对立，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仅仅是学术之争，背后隐藏的是利益冲突。如果刘歆否定了今文经学，就无异于否定了当朝儒臣们的价值基础。

刘歆最令对手们恼火而又无可奈何的，正是他的博览群书和旁征博引。因此，当他以咄咄逼人的语气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当即便遭到了朝中大儒们不约而同的强烈仇恨和拼命抑制。这些人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立志做明君（3）

当时深受哀帝敬重的名儒龚胜便提出要辞职，连哀帝自己的老师师丹老先生也为此大怒，上书弹劾刘歆，说他胆大包天，竟敢“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

哀帝显然是站在刘歆一边的，他反问师丹：刘歆的本意是博采众长，你为什么非要说他是在否定和诋毁先帝的既定方略呢？

但在利益面前，即使是贵为天子的哀帝对刘歆的声援，也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刘歆成了儒臣们的众矢之的。这些人像被激怒的杀人蜂一般，疯狂地采取各种手段，诽谤和中伤这位制造麻烦的异端分子。

最后还是刘歆选择了退却。他主动请求外派去做地方官，离开帝国的心脏这个是非之地。

从表面上看